电影《洪湖赤卫队》背后的故事

时间：2025-06-30 16: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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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洪湖赤卫队》背后的故事

在十大元帅里面，贺龙“两把菜刀闹革命”的故事妇孺皆知。贺英：贺龙的亲姐姐，战场英勇杀敌，一介女流，军事才华不输哥哥。贺龙“两把菜刀闹革命”，从一个农家孩子成长为开国元帅，贺龙在革命的道路上有幸遇到了几个引路人，比如王邦凯、周公、周逸群、主席等人，另外让他直到晚年仍念念不忘的，还有“长姐如母”的大姐贺英。老电影《洪湖赤卫队》的韩英，原型就是贺龙的大姐贺英。

电影《洪湖赤卫队》三段插曲流芳百世。

经典作品有一个特点，那就是特别能经得住时间的考验，等到笔者成年之后再看《洪湖赤卫队》，那种心情和幼时真是天差地别。至今笔者仍然经常将《洪湖赤卫队》里的三段插曲挂在嘴边。

《洪湖赤卫队》的创作背景，经典歌剧改编而来

1958年，湖北省为了向国庆十周年献礼，组织精干文艺力量排演了歌剧《洪湖赤卫队》，参演演员几乎全部来自于当地，歌剧的风格也多是采集自当地民谣和小调。

1959年，《洪湖赤卫队》进京巡演，一开始无人问津，每场演出只能卖出几十张票。当时的观众对这个歌剧非常不了解，一方面是该剧都是湖北演员，在全国没有什么名气。另一方面该剧主打湖北风格，很多观众觉得会听不懂。

好在，酒香不怕巷子深，湖北毕竟是革命大省，在北京有很多当地走出的干部和将军，《洪湖赤卫队》凭借过硬的实力在北京慢慢走红了，演出不仅开始场场爆满，党和国家领导人也都前来观看。

1960年初，贺龙元帅在观看了《洪湖赤卫队》之后特意宴请了全体演职人员，他感谢了大家，同时提出一个建议，把《洪湖赤卫队》拍成电影。

很快，北京电影制片厂和湖北省实验歌剧团开始探讨合作拍摄事宜，确定由著名导演谢添以及陈方千来指导。电影将以歌剧原班人马为主进行拍摄，在开拍前也有人主张将主演王玉珍换下，换成著名演员谢芳，但在湖北省方面和谢添导演的坚持下，经过上层拍板，最终确定仍由王玉珍饰演韩英。

1961年，影片《洪湖赤卫队》上映，一时轰动全国。

《洪湖赤卫队》韩英的原型是谁

《洪湖赤卫队》用现在话说是一部大女主戏，全部剧情围绕着乡党委书记韩英展开，而洪湖又是革命老区，韩英的原型是谁，一直以来都是观众们的关注焦点。

其中一个说法是，韩英的原型是时任国家内务部部长的钱瑛，她是湖北咸宁人，大革命时期入党，经历非常坎坷，在电影《洪湖赤卫队》所处的时间前后，她曾担任潜江县委书记，在洪湖地区一直坚持斗争到1932年末。这一点和韩英担任的乡党委书记比较接近。

而流传最广的说法则是：韩英的原型是贺龙元帅的大姐贺英。

贺老总姐弟七人，贺英是大姐，二姐叫贺戊妹，还有个妹妹叫贺满姑，她们都走上了革命的道路，其中大姐贺英在当地颇有威望，她手下有一只队伍，在贺龙遭遇挫折回家时，她给弟弟提供人、钱和枪，帮助他东山再起。

贺龙元帅的部队曾有一个著名的堰垭整编，当时他手下只有91名战士了，贺英专程带人赶来，帮助贺龙整编队伍，她告诉贺龙“队伍要伍，不伍不行”，贺龙深以为然。在贺英的帮助下，贺龙的队伍半年后就从不足百人扩大到三千多人。

1933年，红军主力转移之后，贺英带领游击队留在当地保护红军家属和伤员，不幸有叛徒告密，敌人包围了游击队驻地，在激战中贺英和贺戊妹均受伤，贺英为了掩护战友撤退坚持不走壮烈牺牲，享年47岁。贺戊妹伤重被俘，在转移途中被敌人残忍杀害。再加上1928年被敌人用残酷手段杀害的贺满姑，贺龙元帅的姐妹们为革命流尽了最后一滴血。

贺英和韩英有很多相似之处，她们在当地都有极高的威望，乳名都有个“姑”字（贺香姑、英姑），而在《洪湖赤卫队》里，韩英指导队长刘闯的剧情又特别像贺英教导贺龙。

韩英为了救乡亲们主动牺牲自己，和贺英为了掩护红军家属和伤员撤退不幸牺牲也有相似之处。

因此，不论从哪方面讲，韩英的身上都有贺英的影子，她在职务上主要参考了钱瑛，在事迹上则主要取材自贺英。

《洪湖赤卫队》的演员们以及拍摄花絮

歌剧改编电影，其表演方式相差甚大，因此虽然原则上电影的演员照搬歌剧，但落实到电影上，实际是主演们几乎没换人，但一些配角都换成了专业演员。

饰演韩英的王玉珍，乍一看是不怎么漂亮，但她除了拥有一副好嗓子之外，她身上自带的乡土气息非常淳朴也非常真实，老实说，虽然《洪湖赤卫队》歌剧已经演过一千多场了，但后来的各版韩英别说超过甚至连接近王玉珍的都没有。

饰演刘闯的是夏奎斌，他在银幕上显得很英武，殊不知拍摄电影时正值困难时期，剧组每人每天只有七两粮票，夏奎斌营养不良导致身体迅速瘦了下去，连腮帮子都没有了。

为了不至于让赤卫队队长的形象太过于瘦弱，夏奎斌想出了一个无奈的办法，在嘴里塞上两块棉花把腮帮给撑起来。

有意思的是，当年很多观众都以为刘闯和韩英应该是一对儿，而实际上刘闯和“韩英娘”才是生活中的伴侣。

饰演反派彭霸天的是陈金鹏，这位演员骨骼清奇再加上他出神入化的演技，笔者总觉得这个彭霸天在阴险狡猾上的段位要高于《红色娘子军》里的南霸天。

《洪湖赤卫队》的主演保留了歌剧原班人马，负责拍摄的北京电影制片厂则承担了很多反派和配角的戏份。

饰演敌团长的是剧组的制片主任曹增银，他还是《暴风骤雨》里的韩老七。

有韩老七怎么能没有李青山呢，不过这回“李汉光”方辉终于改邪归正，客串了一位地下工作者，难得。

最有意思的演员则是饰演张副官的导演谢添，他在该片中戏份不少而且很关键，谢导本身人帅又有书卷气，演的军官很有儒将之风，牺牲的时候也让人感到很可惜。

不过，可能也是受本片是歌剧电影的影响，谢添在片中一些动作也有些歌剧化，比如张副官牺牲那场戏，他把帽子一摔然后凛然而立，在歌剧舞台上这个动作很棒，但在电影里则显得有点儿……用他儿子也是著名演员的谢刚话说：“我爸演过了。”

1960年9月，以洪湖彭家墩党支部书记韩英和大队长刘闯为主角的同名电影开机，该片由北影厂和武汉电影制片厂联合摄制，讲述有关湘鄂西革命根据地的故事。

电影由著名导演谢添执导，他还在电影中扮演了地下工作者张副官，最后为革命而牺牲。大家应该也看过由他执导的很多电影如《为了六十一个阶级兄弟》、《锦上添花》、《甜蜜的事业》吧。2003年12月13日，谢添因病去世，享年89岁。

不仅歌剧大受欢迎，改编后的同名电影一经上映反响剧烈，《洪湖赤卫队》的名声传遍大街小巷，甚至还掀起了一波“洪湖”热潮。歌剧的第一百场演出还演进了中南海怀仁堂，总理更是反复称赞。

除此之外，《洪湖赤卫队》中不仅有强大的幕后团队，制作出精良的画面，其中的多首插曲直到如今依旧传唱不衰。

湖北籍歌剧演唱家王玉珍在电影中扮演女主角韩英。由她演唱的《洪湖水，浪打浪》、《看天下劳苦人民都解放》等影片中多首插曲都深受大家喜爱。1962年，《洪湖赤卫队》还荣获第一届电影百花奖最佳音乐奖。

电影中塑造了多个经典形象，如王玉珍扮演的韩英、夏奎斌扮演的刘闯、李金梅扮演的小红、陈金鹏扮演的彭霸天、谢添扮演的张副官等.....都给我们留下了深刻印象。

坚韧勇敢的韩英，一定给大家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吧，这个角色是根据贺龙将军的长姐贺英为原型。谁说女子不如男？贺英不仅是红军中的第一个女游击队队长，性格刚毅坚强、百折不挠，还为弟弟贺龙提供了很多帮助。但在1933年，为掩护红军家属和伤员撤离，贺龙大姐贺英和二姐贺戊姐壮烈牺牲。

出生于湖北农村的王玉珍，从小就对声乐充满了兴趣。她所在的艺术团中人才济济，但她却凭借着过人的努力，成功当选“韩英”一角，后来《洪湖赤卫队》成为当时炙手可热的剧目，她也因这个角色而一炮而红。其实，在选择“韩英”时，领导们在外貌并不出众的王玉珍，和北影厂当红花旦谢芳的选择中犯了难，最后，王玉珍凭借着歌剧方面的实力和纯朴的外貌，从歌剧演员成功当选电影女主角。她也因此火遍全国，达到了事业的巅峰期，成为了大家心中“韩英”的代言人。如今，王玉珍已经86岁，退休后的王玉珍与独子生活在北京，晚年生活非常充实。

在电影拍摄期间，条件相当艰苦，粮食也常常不足。所以，很多演员都因饥饿而出现浮肿的现象，王玉珍也不例外，身上一按一个印。为了拍摄效果更好，剧组为她每日准备一碟黄豆，用来补充营养。在后来的采访中，她还记得有天碟里有和年龄一样的25颗黄豆，对此依然记忆犹新。但令人遗憾的是，王玉珍还没在歌唱行业大展身手，特殊年代之后疾病便缠上了她，病愈后的她因嗓子受损而被迫离开了热爱的歌唱舞台。

在她越来越“胖”时，扮演刘闯的夏奎斌体重却从80公斤降到59公斤，瘦得颧骨突出，但为了突出英雄形象，导演让夏奎斌口中塞入棉花，这可以让腮帮子鼓起来，但夏奎斌却因此在嘴里打出了血泡。

正如一提到“韩英”就会想到王玉珍一样，提到“刘闯”，大家也会想起扮演者夏奎斌吧。1949年，17岁的他进入楚剧团锻炼。1959年，他在歌剧团参加了《洪湖赤卫队》的选拔，他所塑造的刘闯极具阳刚之气，而在生活中的他却是非常温柔细心的人。

他的妻子是在《洪湖赤卫队》中扮演韩英娘的刘淑琪。2006年10月11日，夏奎斌因病去世，享年74岁。如今妻子刘淑琪健在，已经87岁。

电影中还有很多好演员，如李金梅扮演小红，其中那首插曲《手拿碟儿唱起来》也令人印象深刻，电影中还有扮演胡子爹的北影演员周森冠、扮演恶霸彭霸天的陈金鹏、扮演王三的徐彬、扮演小刘的程学钦等众多演员。

“洪湖水呀浪呀嘛浪打浪啊，洪湖岸边是呀嘛是家乡啊......”60年过去了，当年的演职人员大多已经去世，但他们留给我们的宝贵精神却永不磨灭，经典的歌声和场面也会一直回荡在我们眼前。时至今日，《洪湖赤卫队》仍然散发着无穷的魅力。在此，我们祝福健在的老艺术家们身体健康。

三段插曲流芳百世

笔者在网络平台上看到一些所谓影评人对《洪湖赤卫队》的评价非常不客气，他们主要的吐槽点都是该片故事简单、人物扁平还有脸谱化。估计这帮人是拿《洪湖赤卫队》对标《拯救大兵瑞恩》了。

《洪湖赤卫队》确实也算是军事题材电影，但这部电影最核心的属性是民族歌剧，因此该片是自带歌剧特质的，一言不合就开唱本来就是歌剧的特点，一些舞台式的动作和群戏也是歌剧的日常表演方式，所以拿着商业电影法则去挑《洪湖赤卫队》的理说不通。

那么多的观众喜欢看《洪湖赤卫队》是因为什么？笔者认为，最核心的一点就是那些经典的插曲，不信你去大街上试试，你唱上半句“洪湖水啊”，看看有多少人能接上“浪呀嘛浪打浪啊”，这就是共鸣。

笔者认为，在电影《洪湖赤卫队》十五段插曲里，至少有三段可以在我国电影史上流芳百世。

第一段是李金梅（小红）演唱的《手拿碟儿敲起来》（也叫《小曲好唱口难开》），这个插曲有两大亮点，一个是李金梅表演时使用的筷子和碟子，清脆的声音和灵动的节奏非常有看头。

另一个亮点当然是该段插曲的歌词，内涵了那些听曲的财主们。再加上李金梅清亮的嗓音和温婉的表演，该段唱煞是好看好听。

第二段当然是《洪湖赤卫队》的灵魂《洪湖水浪打浪》，这首歌在意境上有些像《我的祖国》，也有些像《弹起我心爱的土琵琶》，歌词中寄托了劳动人民对故乡的热爱和对未来美好生活的期望。

这首歌还有两个对立的特点，一方面是旋律简单易唱，本身《洪湖水浪打浪》就取材于当地民歌《襄河谣》，就像《我的祖国》取材于《卢沟问答》一样，这样的歌曲都自带亲民特质，因此普通观众很容易就能学会并和台上演员形成共鸣。

另一方面，在电影中《洪湖水浪打浪》还加入了叠声，配上美丽的洪湖风光，让人心旷神怡不禁心向往之。

第三段则是被一些相声演员如李金斗改编过的“牢房对唱”里的《看天下劳苦人民都解放》。

这段唱的前半段是抒情和回忆，节奏舒缓感情深厚催人泪下，后半段从“娘啊，儿死后”开始，节奏加快语带悲壮震撼人心。

这三段插曲不论是从艺术角度还是作品立意以及大众传唱度等方面都堪称不朽名作，烘托了整部电影的气氛和档次。

《洪湖赤卫队》电影和歌剧都曾遭遇过厄运，但经典的作品永远是深入人心的，《洪湖赤卫队》电影在复映后成为很多人的首选，《洪湖赤卫队》歌剧则长盛不衰至今已经演出了一千多场。

洪湖水呀浪呀嘛浪打浪啊，洪湖岸边是呀嘛是家乡啊，清早船儿去呀去撒网，晚上回来鱼满舱……

慷慨激昂的歌声再次响起，又是一年五四青年节，回顾过往，一百多年前的五月四日，一场由学生组织的爱国运动爆发了。

随着爱国运动规模的不断增大，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这场斗争中，从学生到工人，许多爱国人士都自发加入进来。

用一颗真挚诚恳的心，用最激昂的情绪表达着对祖国的热爱。历史上因爱国而选择奉献的英雄并不在少数，其中不乏有勇气可嘉的女子，虽然没有男儿身，却有一颗报国杀敌的男儿心。

俗话说巾帼不让须眉，贺英就是这样一位英勇无畏的女子。

说起贺英大家脑中或许会闪过问号，但若说起贺龙，人们一定会对他出色的军事才能、有勇有谋的战略计谋赞不绝口。如此优秀的军事家离不开背后家人的支持和教导，而贺英就是贺龙背后的支持。

贺英出生于1886年，在家中七个兄弟姊妹中，贺英是老大。在贺英11岁时，母亲就遗憾离世，家中的重任就落到了贺英的肩上，照顾弟妹，下地务农，成了贺英的全部生活，也正是因为这样的特殊经历，才使贺英形成了吃苦耐劳、敢于突破的性格。

而这样的性格特点也让贺英在日后的革命道路中愈走愈远。

在那个年代，裹脚是每个女子必须经历的事，然而贺英直到12岁依旧是一双“大脚”。

为此家中的姑姑婶婶也多次劝说她遵循旧制，坚定的贺英反而用事实向她们证明了自己的选择，走路时平平稳稳，干农活时健步如飞，让当时许多女子羡慕不已。

为了更彻底打破这一陋习，贺英甚至当着长辈的面扔掉了妹妹的裹脚布，还在当地进行了宣传，而贺英也成为了勇敢冲破旧俗的第一人。

贺英的敢于突破不仅仅表现在不裹脚上，习武是她对封建礼制的又一大反抗。贺英从小就与其他女孩子不同，耍枪弄棍是她的挚爱，在她的少年时期，陪伴她成长的是习武。

当时洪家关一带盛行习武，尽管大多前去学习的是男子，但贺英依旧选择遵从内心的渴望，与弟弟贺文一同前往练习。“光棍会”是当时为帮助穷人打抱不平专门成立的组织，而一向乐于助人的贺英是这里的常客，扶贫救困是贺英在这里做的最多的。

就这样英勇的贺英在孩子们中颇有威信，而一旦发生争执，孩子们说的最多一句话就是“我去告诉大姐”，此话一出再大的问题与矛盾都能被化解。

在加入“光棍会”后，贺英不仅仅更好地实现了除暴安良的伟大抱负，更是在这里结识了丈夫谷绩庭，从此走上了夫妻双双搞革命的道路。

贺英与丈夫谷绩庭组建了一支反对地方恶势力的队伍，专门为当地的老百姓打抱不平，保驾护航。贺龙深受其影响，一边跟随谷绩庭贩盐，一边学习进行革命斗争。

1916年，在姐姐贺英的支持和帮助下，贺龙杀死了桑植大劣绅，走上了革命的道路。然而好景不长，一心向善扶贫救困的贺英夫妇二人，因阻挡了反动派的利益，招来了他人的嫉妒，1920年，谷绩庭被湘西王陈渠珍诱杀。

怀着满腔愤懑，贺英在找到丈夫的尸首后，毅然决然地接过了革命的旗帜，坚定的在革命道路上前行。

贺龙加入了北伐大军，为了帮助弟弟获得更多来自群众的支持，贺英提前带队来到了桑植县，充分调动了人民的热情。

姐弟俩在短暂的相聚后，又一次面临着离别，贺龙曾多次提出让姐姐一同加入北伐大军的队伍，却都遭到了贺英坚定的拒绝，并且提醒他在外一定要小心谨慎，要时刻保持提防之心，遇到困难就回湘西来，那里永远是他的家。

目光长远的贺英回到家乡后立即着手准备征收士兵，以备不时之需。1928年，贺龙收到上级命令，被委派到湘鄂西开展武装斗争，这才使阔别多日的姐弟再次相见。

拥有一顶红色的帽子——共产党员，成了贺龙的新身份。同年10月，贺龙组建了工农革命军，俗话说万事开头难，屡次受挫的部队退到桑鹤边界进行修整。

得知大部队被围困在深山之中，焦急万分的贺英立即前往支援，尽管自己身边也没有充足的人手，但还是毫不犹豫地送去了支援。

粮食、布匹、银元······贺英带着物资犹如黑暗中的一点灯火，为战士们送来了温暖与希望，贺英一边教导弟弟要鼓舞士气，一边为今后的发展出谋划策。

为了更好地为革命事业做出贡献，贺英曾多次提出入党申请，但每次得到的结果都是反对。

因为在当时，除了有共产党一派的革命斗争，还有反动派的兴风作浪，中立派的飘摇不定，为了让革命早日取得胜利，贺英服从命令，选择继续整合这些错综复杂的局面。

1930年，贺龙率领主力军向洪湖转移，尽管当时根据地的情况并不好，贺英还是选择留在这里照顾红军家属，治疗伤员。姐弟俩也就此别过，但谁曾想，这一别竟是永远。

湘鄂边局势恶化，深陷敌人的重重包围，本就是困难重重，谁曾想工农会内部居然还出现了叛徒许黄生。也就是这个叛徒的内外呼应，成了压垮工农会的“最后一根稻草”。

5月5日凌晨，在许黄生的带领下，敌人深夜潜入我方的作战基地，在周围设下了埋伏。还在熟睡中的战士们对这一切一无所知，灾难就这样悄无声息的降临。

此日清晨，叫醒他们的不再是熟悉的号声，而是一声声惊心动魄的枪响。衣服都来不及穿好的贺英慌乱之中加入到战争中，一边枪击敌人，一边还要进行战略部署。

然而敌我不均的悬殊实力很快让敌人占了上风，贺英的腿也中弹受伤，但是坚定的革命信念依旧支撑着她顽强抗战，不幸的是，随着敌人愈发猛烈地攻势，贺英腹部也中了两枪，在一片混乱中，一代女中豪杰紧握手枪，缓缓倒地。

谁说女子不如男！为国献身，英勇杀敌从不局限于男子，贺英虽然是一介女流，却有着无与伦比的勇气与毅力，她的军事才能更是不亚于贺龙元帅。

贺英虽然不是共产党员，却以共产党员的激情，将一切奉献给了祖国，无条件的服从命令，听从指挥，一心为人民服务。

敢于反抗也是贺英身上最伟大的闪光点，不畏艰苦，奉献自我是代代相传的中华美德！

贺英，1906年，贺英和丈夫组建起一支反抗反动恶势力的地方武装，为民伸冤。

1916年，她支持贺龙杀死盘剥农民的桑植县大豪绅朱海珊，赶走贪赃枉法的知县陈慕功。

1922年，丈夫被杀害后，她接过丈夫手中的枪，率领地方群众武装，杀豪绅、打土匪、救穷人，开始更加顽强的斗争。

1926年夏，她联合地方武装，支持贺龙部队参加国民革命军的北伐，受到广大群众的拥护。

大革命失败后，她来到武汉贺龙部队，接触了周逸群等共产党员。她叮嘱贺龙，要警惕蒋介石、汪精卫这些人。她回到桑植不久，长沙发生马日事变，国民党反动派到处追捕、屠杀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8月，南昌起义爆发后，敌人对南昌起义总指挥贺龙的老家洪家关进行“围剿”，杀人烧屋，无恶不作。在敌人重兵“围剿”中，贺英指挥她的地方武装坚持斗争。中共湘西特委建立后，派人到湘西北地区发展党的组织，组织年关起义，建立了有贺英等部参加的600余人的农民武装，于1927年12月14日发动起义，攻占桑植县城，后因国民党军反扑，起义武装撤离县城，转入农村分散活动。

1928年春，贺龙、周逸群等受中共中央指派回到湘鄂西开展武装斗争，开辟革命根据地。贺英得信后，将自己掌握的近千人的群众武装交给贺龙、周逸群等，自己也参加了工农革命军和桑植起义，为建立湘鄂西革命根据地作出了重要贡献。

同年7月，贺龙率领工农革命军前往石门、澧县、松滋一带打游击，桑植只留下游击队坚持斗争。主力部队一走，地方还乡团、土豪劣绅纷纷反攻倒算，疯狂屠杀共产党员和工农革命军家属。贺英率部活动在山高林密，地势险要的桑植、鹤峰一带，联系地方武装，坚持游击战，配合贺龙率领的主力部队转战湘西。

同年10月，工农革命军在石门受挫，贺锦斋等重要骨干战死沙场，贺龙率部退到桑鹤边界休整，处境十分艰难。由于粮弹缺乏，部队处境十分困难，许多战士身体浮肿，伤病员缺医少药。贺英在战斗中几次负伤，但她得知工农革命军被困深山的消息后，亲自带领游击队打土豪，筹粮款，千方百计把缴获的银元、布匹、棉花、腊肉、粮食等物资，用骡马和人力运往深山，送给工农革命军，支援主力部队，使工农革命军得到补充，熬过难关。贺龙多次说，1928年那次石门失败转到鹤峰大山里的时候，若没有我大姐的支援，后果不堪设想！

贺英曾多次向贺龙和周逸群提出加入中国共产党的要求。周逸群向她解释，你目前不入党比入党作用大，这里情况复杂，团防民团首领，有的反共，有的是中间派，有的支持我们。大姐在这里关系多，影响大，可多做团结他们的工作，减少我们的阻力。太红了，人家看你是共产党，就不敢接近了。贺英虽然没有入党，但是，她带领的是共产党的游击队，在红军几度离开，国民党军频繁“围剿”的情况下，为红军守护着得以进退依托的根据地。

1929年10月，红军在庄耳坪战斗失利，她率游击队去战地作善后工作。

1930年春，贺龙率红军主力东下洪湖，她率游击队留在湘鄂边根据地，配合红军主力，坚持游击战争。

1932年反“围剿”战斗中，国民党军和地方武装四面包围根据地，贺英率部苦苦坚持。

1933年5月5日深夜，因叛徒告密，游击队驻地被敌军重兵包围，贺英率部英勇作战，掩护同志们突围，不幸多次负伤，壮烈牺牲[2]。

2009年9月10日，在中央宣传部、中央组织部、中央统战部、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党史研究室、民政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全国总工会、共青团中央、全国妇联、解放军总政治部等11个部门联合组织的“100位为新中国成立作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人物和100位新中国成立以来感动中国人物”评选活动中，贺英被评为“100位为新中国成立作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人物”。

走进沙岗红军街：带你了解《洪湖赤卫队》韩英的另一个原型——陈书桂

关于电影《洪湖赤卫队》韩英的原型，湘鄂西地区都分别提出了多个不同的原型人物。当年洪湖市推出的是贺英、钱瑛，监利市推出的是张孝贵，而江陵县推出的是陈书桂。究竟谁与韩英原型最为接近，我们不妨将4位女英雄的工作和战斗经历，以及时间地点进行分析和对比。

其一贺英，1886年5月生于湖南桑植县，1906年与其夫组建与恶势力抗衡的地方武装，1922年其夫被害后，继续率领群众武装，将千余人的武装交给贺龙、周逸群领导，贺英一直在湘鄂边根据地坚持游击战，但她没有去过洪湖，一生中也没有加入中国共产党。

其二钱瑛，1903年5月生于湖北咸宁，1928年在上海任全国总工会秘书，1929年赴苏联学习，1931年3月回国后被派往湘鄂西革命根据地工作，1931年11月任中共潜江县委书记，1932年9月，红三军主力撤离洪湖地区，由于叛徒出卖，她被捕入狱，直到抗日战争爆发后获释出狱。在1931年3月以前，钱瑛一直在外地工作，在时间上与《洪湖赤卫队》的农民运动与土地改革发生在1930年以前的时间不吻合。

其三张孝贵，1908年生于湖北监利，1927年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29年4月被选为中共监利县委委员，1930年10月任湘鄂西苏维埃政府妇女协会主席，1932年10月被捕，在监利上车湾英勇就义。她与《洪湖赤卫队》韩英原型是中青年妇女的年龄不符。

其四，陈书桂，1899年3月生于湖北潜江，1925年在其兄长的介绍下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4.12反革命政变后，国民党大肆屠杀共产党人，其前夫徐邦达（江陵沙岗人）壮烈牺牲。1928年革命处于低潮，经一起参加革命工作的同志介绍，党组织同意了陈书桂同志与徐宏运同志（江陵沙岗人）结婚。

婚后，陈书桂继续发动群众，打土豪，募军资，参加了震撼江汉平原的沙岗年关暴动和陈香波、彭之玉领导的白鹭湖游击队的多次战斗。1928年8月，陈书桂与其兄龙西区委书记陈继祀和其妹妹3人同时被捕，敌人将其押至潜江高口，当晚就杀害了陈书桂的哥哥和妹妹。陈书桂因怀有身孕没有被杀。在狱中陈书桂受尽了折磨，半年的狱中生活，她以顽强的革命精神，使审讯的敌人丧胆，使敌女看守感动，在隆冬的一个夜晚，在地下党的营救下，陈书桂从3米高的围墙跳下，因引起胎动，在船舱产下一子，后幼子因染病夭折。出狱后，陈书桂决定走哥哥没有走完的路，干哥哥没有干完的事业，勇敢地接任龙西区委书记职务，后被任命为鄂西五县联合政府妇联主席。

1929年10月，陈书桂同志调往鄂西苏维埃政府宣传部工作。1930年6月，陈任鄂西特委宣传部干事、鄂西联县政府妇联主席，生第二子，取名“鄂西”，她一面工作，一面带孩子。同年冬，党组织派陈书桂同志及战士邹普堂到汪桥一带执行任务，不幸在监利邹集被捕，战士邹普堂当场牺牲。

敌人再次抓到陈书桂同志，当天就押解到张金易口去领赏。在易口，敌人用酷刑威逼她交出党组织，陈书桂同志大义凛然，义正言辞地说：“你们想在我这里得到什么，这是白日做梦！”敌人用硬的不行，就用软的。派人把她的母亲抓来劝降。殊不知，敌人打错了算盘！敌人多次酷刑都只能得到：“共产党是打不倒、杀不绝的，要杀我，马上就杀，有什么好问的！”她这种视死如归的精神，连敌营长也叹道：“女共产党的骨头也是这样硬。”

1931年1月6日（农历冬月十八），陈书桂同志慷慨就义于江陵张金易口（解放后划归潜江），年仅32岁。乡亲们为怀念她，作“怀念陈大姐”诗一首：“巾帼英雄陈大姐，走南闯北为人民，横眉冷对敌凶手，信念坚定主义真，抛头入河含笑死，一片丹心为革命。”这深沉的历史回声将永远回旋在中华民族的心灵深处。

从以上4位女将的工作战斗经历，唯有陈书桂的工作战斗经历（在鄂西地区任过江陵县苏维埃政府妇联主席、龙西区委书记、鄂西联县政府妇联主席，与韩英职务相符），家庭背景（两任丈夫、三姊妹均为烈士），两次牢狱、母亲劝降等情节与《洪湖赤卫队》韩英的工作战斗经历完全吻合。2017年11月，时任湖北省延研会的几位同志在调研湘鄂西革命根据地的相关史料时，到湘鄂西早期革命烈士陵园现场听取了沙岗镇对陈书桂烈士的介绍后，直接说了一句：“听了其他地方关于韩英原型的介绍，唯一觉得你们这里介绍的陈书桂才比较接近韩英的原型”。

《洪湖赤卫队》韩英的第三个原型钱瑛的故事

摆脱枷锁

钱瑛，祖籍湖北咸宁，1903年5月出生于湖北潜江县周家矶。

钱瑛从小聪明颖慧，从《女儿经》《教儿经》启蒙，读到“四书”“五经”。既能吟诗、属文，又会编织、绣花，当年一说起周家矶的秀英姑娘，十里八乡人人称赞。

钱瑛天生丽质，端庄秀丽，她的父母在她几岁时就为她“拿了八字”（订亲），后来那个小少爷死了，家长和族人却无端要她去“吊孝”。依封建习俗吊孝就得守寡，钱瑛气愤极了，死活不愿去吊孝，父母没法，只得作罢。后来钱瑛的母亲又为她定下一户张姓人家，性子刚烈的钱瑛以死相逼，母亲再也不在钱瑛面前提及她的婚姻之事了。

随着年龄的增长，钱瑛逐渐懂得要真正摆脱封建婚姻的枷锁，必须有自己独立的人格，于是她决定冲出家门，寻求学习新知识的道路。

投身革命

1923年，20岁的钱瑛以优异成绩考入湖北省女子师范学校。她思想活跃、成绩拔尖，经常在校刊上发表文章，在同学中有很高的威信。她如饥似渴地研读共产党人恽代英等主编的《中国青年》，懂得了年轻一代要树立革命的人生观，正确对待和处理理想、前途、学习、工作和恋爱婚姻等问题。1927年5月，她加入中国共产党。

1928年7月党组织派钱瑛到上海全国总工会秘书处工作，这期间她和全国总工会秘书长谭寿林同志相识、相爱，结为革命伴侣。不久后钱瑛前往苏联学习。

1931年春，钱瑛由苏联回国，党组织决定派她到洪湖苏区去工作。不料，钱瑛走后不几天，谭寿林被国民党反动派逮捕，在狱中受尽酷刑，坚贞不屈，后在南京雨花台英勇就义。

钱瑛到洪湖不久，即得知丈夫被反动派杀害的噩耗，一时间如万箭穿胸，悲痛万分，但她没有被击倒。她把巨大的悲痛化为对敌人的无比仇恨，与敌人展开了殊死的搏斗。在湘鄂西革命根据地，她担任了洪湖革命根据地和潜江县委的领导工作，领导农民打土豪、分田地、反渔霸、抗洪水、飒爽英姿、威风凛凛，成为革命根据地的传奇式人物。

张执一同志在他的《听〈洪湖赤卫队〉歌剧，遥忆江汉湖区》一诗中写道：“一面红旗向日擎，几多鲜血染将成！韩英已死钱瑛在，赢得英雄儿女名。

狱中斗争

1933年初，钱瑛到江苏省委妇委工作，因叛徒出卖被捕。当年7月，她被解押到南京“模范监狱”。在狱中钱瑛利用各种形式开展思想政治工作，她鼓励难友们锻炼身体，努力学习，放远眼光，为祖国的明天奋斗。

一次，钱瑛见难友彭镜秋带着孩子，衣着单薄，担心她母子受冻，就托人把一条棉被捎给彭镜秋。敌人不知从哪里得知棉被是钱瑛送的，就把钱瑛叫去讯问，钱瑛理直气壮地说：“棉被是我给她的，这是一种人道主义，有什么错？这么冷的天，她带着孩子，谁没有恻隐之心？！”敌人自知理屈，又不肯认输，竟恼羞成怒把钱瑛的两手也铐了起来。钱瑛回到牢房后，同难友们一起绝食，两天后典狱长给钱瑛解了铐。

1937年“七·七”事变后，国共两党联合抗日，当年8月周恩来到了南京，向国民党当局交涉，要求释放被关押的共产党人，钱瑛被释放出狱。

战斗在“白区”

钱瑛出狱后，历任中共湖北省委常委、组织部长、妇女部长。1938年10月，武汉沦陷，省委机关撤至宜昌，她代理省委书记。根据抗战形势的变化，1939年2月她又担任中共鄂中区党委书记，领导鄂中人民抗日武装斗争。1939年至1946年，钱瑛在“白区”坚持战斗了七年，她英勇机智，出生入死，为我党在“白区”斗争的胜利做出了突出贡献。

1940年，钱瑛调到南方局工作，担任驻川康特委代表、西南工作委员会书记。“皖南事变”前后，特务头子康泽带着一批叛徒、特务到成都，部署对共产党人的大捕杀，情势十分危急。钱瑛根据当地的情况，作出工作部署：她让一批革命者迅速转移，让那些“尚未暴露的”长期潜伏，并要求有进步倾向同情革命的人改变工作方式以迷惑敌人。在复杂而又尖锐的斗争中，钱瑛头脑清醒，高度警惕，处理问题沉着、冷静，巩固了党的组织，保存了革命力量。

铁面“女包公”

全国解放后，钱瑛走上党和国家的重要领导岗位，1954年冬，钱瑛担任国家监察部部长、党组书记。为了党和国家的尊严，她忘我工作，呕心沥血，公正执法，刚直不阿，被人们誉为铁面无私的“女包公”。

在四川，复查审理原宜宾地委书记刘洁挺，原宜宾市委书记张西挺的案件，尽管康生这样的大人物为二人叫屈，但她认为中共监委对他们的处理是正确的，维持原开除二人党籍、撤销职务的处分。这种刚直不阿的精神，受到了中央的赞扬。

钱瑛有句口头禅：“不怕鬼！”不论在任何情况下，她决不趋炎附势，也不随风转舵，而是一如既往，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她在检查、甄别案件时总是深入细致地反复核对，不妄断，不轻信，也不苟同，坚决地维护党纪，保护好人，打击坏人。

“文化大革命”中，64岁的钱瑛被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以莫须有的罪名抓起来“隔离审查”，受到残酷的迫害，于1973年7月26日含冤去世，终年70岁。1978年3月23日，钱瑛得到中共中央的平反，骨灰移至八宝山革命公墓。

洪湖水，浪打浪；赤卫队，威名扬——洪湖纪事

洪湖水,浪打浪,洪湖岸边是家乡。清早船儿去撒网,晚上回来鱼满舱。四处野鸭和菱藕,秋收满畈稻谷香,人人都说天堂美,怎比我洪湖鱼米乡。洪湖水,长又长,太阳一出闪金光。共产党的恩情比那东海深,渔民的光景一年更比一年强。

一曲《洪湖水浪打浪》,不仅让洪湖赤卫队声名远扬,更让人们记住了这个碧水连天、莲花斗艳的美丽湖泊——洪湖。

一)

洪湖是中国第七大淡水湖,也是湖北省最大的淡水湖。它位于湖北省南部洪湖市、监利县之间,长江与东荆河间的洼地中。洪湖湖面面积约为344平方公里,湖岸平直,湖底平坦,因生态系统保存较好被列为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洪湖是古云梦泽分化解体后的残留湖之一。大约在公元前2000多年,一次次长江泛滥带来大量泥沙,将云梦泽区抬高,低洼处便形成了一连串的湖泊,其中最著名的是“周三四百里,渺若沧海,洪潭巨浪,萦连江沔”(《水经·沔水注》)的马骨湖。

到了唐代,随着泥沙淤积,马骨湖湖面逐渐缩小,“夏秋泛涨,淼漫若海;春冬水涸,即为平地,周回一十五里”(《元和志》)。

北宋时,马骨湖变成了由50多个小湖泊组成的沼泽洼地,“北民纷纷南徙,流入白沙万余家”(《水注经》)。洪湖西北部农业生产得到迅速发展。北宋乾德三年(965),洪湖地域再次单独设立玉沙县,治所在“乌林矶上十多里大江边”的新堤镇(现洪湖市治所),其间因水灾,财赋入不敷出,撤销和复置多次。

大诗人苏轼写道:“玉沙三月飞桃花,牌楼店铺斗繁华。江湖连接五百里,柳拂湖堤千万家。”

南宋时期,由于大片沼泽地得到开发,玉沙县成为“处处路傍千顷稻,家家门外一渠莲”的鱼米之乡。南宋著名诗人陆游三过玉沙,赞叹道:“牛声不断农夫出,捕鱼船只起樯干。”范成大过马骨湖时,也曾目睹“水落鱼可拾,船进鱼飞旋”的动人情景。

元代时,玉沙县平均11年遭受一次洪灾,明代也是九年一灾,“湖堤垸堤俱决,漫大江边城垣数尺,衙署、庙宇、民户倒塌殆尽。原州陵县富庶上百民垸,至是已淹没无遗”,上洪湖、下洪湖就此形成。后来江西、湖南来了不少人,加上本地人围湖造田,使湖泊蓄水量越来越小。[2]

清朝年间,几场大水、洪水把垸子冲垮,上下湖连成了一片,而后湖面面积几经变动,逐渐形成了现在的洪湖。

洪湖原由洪水冲击而成,但却由灾难转化奇美,成为江汉平原上的一颗璀璨明珠。从高空鸟瞰洪湖地区,它就像大地上镶嵌着的一面巨大的镜子,倒映着蓝天白云,映衬着红花绿柳,显示出水乡泽国独有的清丽景色。清乾隆年间诗人洪良品有《又渡洪湖口》诗:“极目疑无岸,扁舟去渺然;天围湖势阔,波荡月光圆。菱叶浮春水,芦林入晚烟;登橹今夜月,且傍白鸥眠。”百里洪湖,烟波浩渺,她美丽的容貌和独特的魅力吸引了四海宾朋倾情讴歌。

洪湖南面是长江,北面是东荆河,在水文特征上有众水所归之势,汇水区内面积径流主要通过四湖总干渠入湖,并经若干涵闸与长江相通,实现洪水的调蓄,保障本地区和武汉三镇的防洪安全。此外,洪湖水质清纯,水产丰富,洪湖地区盛产水稻、淡水鱼、莲藕、莲子、野鸡、野鸭、玉米、高粱、甲鱼、大闸蟹、乌龟、龙虾、黄鳝等,被誉为“鱼米之乡”。许多珍稀野生动植物在洪湖栖息、繁殖、越冬,这里也被誉为“华中地区湿地资源的基因库”。

二)

洪湖是美丽的湖、富饶的湖,更是英雄的湖。[4]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土地革命)时期,以洪湖为中心的湘鄂西革命根据地是工农武装割据范围最大的三块红色根据地之一,也是长征三大主力红军之一的红二方面军的诞生地。贺龙、周逸群、段德昌等一批卓越的政治家、军事家以百里洪湖为舞台,建立了彪炳史册的不朽功勋。

1927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叛变了革命,在全国各地屠杀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一些家在洪湖周围外出工作的革命知识分子如段德昌、段玉林等都返回家乡,跟当地党组织取得联系,隐蔽进行组织和教育群众的工作,同时进行小规模革命武装活动。

1928年1月,贺龙、周逸群等奉中共中央之命,来到监利。他们与党中央先行派到洪湖一带开展武装斗争的贺锦斋等人会合,整编了中国工农革命军第四十九路军,领导荆江两岸的年关暴动。

荆州两岸的年关暴动数战告捷,开创了荆江两岸革命的新局面。年关暴动迅速蔓延到湘西、鄂西、鄂中的广大地区。此后,贺龙、周逸群到湘鄂边发动武装起义。湘鄂西地区武装斗争迅猛发展。

荆江两岸年关暴动后,国民党反动派开始大肆捕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不少同志惨遭血腥屠杀。此时,在荆江两岸年关暴动中成立的几支游击队损失惨重,同时,由于缺少统一领导,分散活动,势单力薄。

困难关头,周逸群自湘鄂边返抵石首,同石首、监利和鄂中特委取得联系,并同他们一起分析了年关暴动后的形势,认为在以洪湖为中心的广大地区开展游击战争是可行的。

第一,洪湖地处江汉平原,战略地位十分重要。这一带河湖港汊,密如蛛网,纵横交错,有无数茂密的芦苇荡。野草丛生的地理环境是可资御敌的天然屏障,复杂的水路和陆路,迫使强敌不敢冒然深入。

第二,滨湖地带土地肥沃,良田万顷,盛产水稻、棉花等农产品,湖区盛产鱼、莲藕等野生动植物,经济上便于供给,具有比较牢固的后方基地。

第三,红军游击队指战员中,大多数是生活在水网地带的农民,或为渔民, 或为猎手,风里来雨里去,熟悉水性地势,具有高超的泅水本领和驾船技术。他们和广大农民群众有着天然联系,可以实行寓兵于农的人山政策,埋伏在群众中

据此,他们提出利用平原湖区的特殊条件、充分发挥灵活机动的游击战术,以湖区为军事退路,沿湖波浪式地向平原扩展,在河湖港汊平原地区创建革命根据地。随后,周逸群率领在江陵、石首等地坚持斗争的段玉林、邹资生和朱祖光等部,会合邓赤中、萧仁鹄、彭国材、王尚武等领导的鄂中游击武装向洪湖沿岸的监沔边界转移,以湖区柴山为依托,向平原地区伸展,实行工农武装割据。由于各游击队和广大群众英勇斗争,游击队、赤卫队得到不同程度的发展,东山、洪湖、大同湖、大沙湖、白鹭湖等处,均已形成若干小块的较为稳固的红色区域和较大面积的游击区域。

之后,周逸群、万涛和段德昌一起在三屋墩对各县赤卫队进行整编,在赤卫队里建立了党团组织,清除了不纯分子。赤卫队亦称“洪湖赤卫队”。

1929年春,洪湖革命根据地打下了比较巩固的基础,正式组建了两支红色游击队。一支以西监利县的柳家集、刘家场为根据地,由段德昌负责领导;一支以白鹭湖西面江陵县的横沟市、沙冈为根据地,由段玉林同志负责领导。[6]两支游击队成立后,在鄂西特委和周逸群的指挥下,活跃在荆江两岸,在各县赤卫队的配合下,大力发展河湖港汊游击战,创造了一系列适应平原、湖区特点的游击战术,有力地打击了敌人。到1929年夏秋,洪湖根据地初步形成。

对此,毛泽东后来曾予以高度评价。他说,红军时代的洪湖游击战争支持数年之久,都是河湖港汊能够发展游击战争并建立根据地的证据。

三)

1929年春末,在洪湖西南沿岸,便形成了一片较稳定的红色区域。为完成扩大红军和发展游击战争、建立数县联合政权等任务,鄂西游击总队扩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独立第一师,段德昌任师长,周逸群任党代表,下辖3个总队共5000余人。

1930年2月,遵照中央指示,独一师升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六军,孙德清、旷继勋先后任军长,周逸群任政委,全军约7000余人。红六军一成立,便勇敢地担当起迅速恢复和巩固包括江陵、石首、沔阳、监利、潜江大部分地区革命根据地的任务。除红六军以外,每县还有地方武装——赤卫队。不久,中共鄂西特委成立了鄂西苏维埃,由周逸群担任主席。

与此同时,贺龙等在荆江两岸年关暴动后,于1928年3月初,到达湘西桑植的洪家关,组建了工农革命军,后改编为工农革命军第四军。红四军在鄂西宣恩、咸丰、利川、建始、鹤峰一带山区活动。此后,红四军相继攻占了鹤峰县城和桑植县城,分别建立了县苏维埃政权,以桑植、鹤峰为中心的湘鄂边根据地初步形成,部队也发展到5000多人。

1930年春,以山区为依托的湘鄂边红色区域和以湖区为依托的洪湖红色区域分布形成并得到巩固。根据中央指示,7月4日,红四军、红六军胜利会师。7日,两军前委召开联席会议,红四军正式更名为红二军,红二、红六军合编为红二军团,由贺龙任总指挥,周逸群任前委书记、政治委员。

9月中旬,中共中央代表邓中夏来到洪湖根据地,主持召开了中共鄂西特委和红二军团前委联席会议,决定把鄂西特委和鄂西联县政府相应扩大为中共湘鄂西特委和湘鄂西苏维埃联县政府。10月16日,湘鄂西第二次工农兵贫民代表大会召开,大会制定了《湘鄂西苏维埃法令》,选举产生了湘鄂西苏维埃联县政府执行委员会。此后,又成立了少共(共青团)省委、省总工会等群团机构,建立了党校,创刊了《红旗日报》《工农日报》《洪湖日报》《布尔什维克周报》等报刊。1932年1月22日至30日,湘鄂西省党的“四大”在瞿家湾召开,选举产生了正式的湘鄂西省委。

红二军团的组建、湘鄂西特委和湘鄂西苏维埃联县政府的成立,标志着湘鄂西革命根据地正式成立。此时的湘鄂西革命根据地,以“上抵沙市近郊,下抵仙桃、汉川、北至天门、南至安乡,纵横千余里,造成整个赤色疆域”的洪湖根据地为主体,再加上湘鄂边、巴兴归根据地和松枝宜、荆当远、京钟等大片游击区,已构成统一的战略整体。湘鄂西革命根据地同鄂豫皖、湘鄂赣苏区遥相呼应,成犄角之势,对国民党的反动统治造成严重威胁,对全国的红军游击战争和土地革命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贺龙后来回忆说:湘鄂西根据地的创造,是以周逸群同志为首的湘鄂西党政军民团结一致,坚韧努力的结果。湘鄂西初期虽然因经验不足而受过挫折,但终于建立起大块根据地,发展了武装,发动了群众,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土地革命,有力地配合了全国的革命斗争。

四)

洪湖市瞿家湾是湘鄂西革命根据地的首府所在地。1932年1月,湘鄂西省党的“四大”在瞿家湾召开,选举产生了正式的湘鄂西省委。[9]瞿家湾成为湘鄂西苏区全盛时期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中心。

现在的瞿家湾湘鄂西革命根据地旧址共有现代重要史迹及代表性建筑39处,它们大部分集中于瞿家湾镇红军街(老街)和沿河路街道南北两边,其余散布在附近村湾。

瞿家湾老街全长约700米,街的两边全部是始建于明代弘治年间的建筑群,街道的路面则是青一色的青石板。老街上肃穆的山墙、参差的屋顶、灰色的玄瓦、突兀的马头墙,每一幢建筑都错落有致、跌宕起伏,犹如在诉说着曾经发生在这里的厚重历史。

湘鄂西省苏维埃政府旧址坐落在瞿家湾老街南侧西段的瞿氏祠堂,中共湘鄂西特委、湘鄂西苏维埃联县政府、洪湖独立团等机关也曾设在这里。这座祠堂初建于明万历年间,是一座牌坊式高大建筑,屋长32米、宽21米,是三进二厢房中式砖瓦结构。如今这里是瞿家湾革命纪念馆,里面的展柜上陈列着贺龙、周逸群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用过的印章、土茶壶,湘鄂西农民银行发行的各种纸币、铜币和银币,还有群众给部队做的拥军鞋,赤卫队队员和红军当年使用的鱼叉、土炮等工具和大量珍贵的照片。以及在瞿家湾印刷发行的《红旗日报》等珍贵的革命文物和革命史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