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思成：南宋朝野对蒙古国家及北方社会的文化认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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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思成：南宋朝野对蒙古国家及北方社会的文化认知——蒙古政权的“文化威胁”促进了南宋理学官学化么？

引言

宋代理学(道学)迭经绍圣、绍兴以来的政争和学禁，在嘉定以后逐渐获得了南宋朝廷的承认。特别是宋理宗即位后，“首黜王安石孔庙从祀，升濂、洛九儒，表章朱熹《四书》，丕变士习”(1)《宋史》卷四十五《理宗纪·赞》，中华书局，2013年，第889页。，程朱理学升格为南宋官方崇奉的正统思想，完成了官学化的第一阶段。南宋理学官学化的原因，前人已作过不少探讨。综合来说，宋初以来儒学思想的演化是内因，南宋末年的政治形势和北方“夷狄”的军事威胁是外部助缘。(2)关于南宋理学的官学化，参见周良霄：《程朱理学在南宋、金、元时期的传播及其统治地位的确》，《文史》第37辑，中华书局，1993年，第139-168页；刘子健：《中国转向内在：两宋之际的文化转向》，赵冬梅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12年；李娟：《宋代程朱理学官学地位研究》，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8-9页、第170-178页；此外可参看胡昭曦、蔡东洲：《宋理宗宋度宗》第四章《崇尚理学》，吉林文史出版社，1996年，第107-149页；张金岭：《宋理宗研究》第五章《宋理宗与理学》，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212-251页；胡昭曦：《论宋理宗的“能”与“庸”》，《中国史研究》1998年第1期；陈丽：《南宋理学官学化原因探析》，《河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9年第3期。不过，也有学者提出了一种颇为独特的外因说：北方新兴的蒙古政权崇儒兴学，对南宋构成了一种“文化威胁”或“文化竞争”，这一危机也促进了理学正统地位的确立。刘子健(James T. C. Liu)先生在名著《中国转向内在：两宋之际的文化转向》(1974年)中指出：

朝廷政治的发展和国际危机的不断加剧，使得道学地位获得进一步抬升。1127年，锋芒初露的蒙古人在内蒙古征服了西夏王国，南宋朝廷开始将自己和这个新的挑战在外交和防务上联系起来。巩固统治、统一思想变得非常紧迫。……在巩固其武力优势的同时，野蛮人自称为儒教帝国——1233年，越过长城一线的蒙古人接纳了耶律楚材的建议，在今天的北京修建了新的孔庙。同年，史弥远死去，继任宰相郑清之将两名道学领袖魏了翁和真德秀提拔到朝中。……第二年，形势变得更糟。蒙古人在消灭金帝国之后，目标直指南宋。为了提高政治声望和自信心，南宋帝国求助于文化宣传，道学学派的五位北宋哲学家得以配享孔庙。此举暗示，不管蒙古帝国怎样努力伪装成儒教国家，儒学的唯一合法传承血脉仍然是通过二程高足杨时传到了南方，又传给了道学学派。……蒙古和南宋之间在文化层面上的政治竞争在继续。1237年，蒙古开科取士。同年，南宋皇帝御撰颂词，赞同道学的正统要求，颂词后来才发表。(3)刘子健：《中国转向内在：两宋之际的文化转向》，第136-137页。

田浩(Hoyt C.Tillman)先生在《朱熹的思维世界》(1996年)中赞同前说，认为：

南宋政府不仅比北宋政权脆弱，又面临蒙古人的军事及文化威胁。蒙古人在1234年征服华北后，采纳在政府里任职的儒者建议，不但在北京重建孔庙，并实施其他措施以建立统治中国的文化合法基础。政治的考虑与军事的脆弱迫使南宋承认道学的地位，以安抚平息意见众多的异议分子，并宣扬文化正统已经在南方稳固建立的信念。(4)田浩：《朱熹的思维世界》，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304页。

《中国转向内在》提出以“文化威胁”为理学官学化的外因，在宋史学界颇有影响。不过，若说理宗面对蒙古的军事威胁，亟需理学来凝聚人心、巩固统治，犹不失为一种颇近情理的泛泛推想，“文化威胁”说却强调特定的外部因素和时机(timing)。但是，这一解释若能成立，逻辑上应该严格满足三个前提，而不能单靠演示南北两方事件发生的同时性。这三个前提是：(1)至少在宋理宗前期，蒙古政权就显示出了“儒教国家”或文化强权的面貌。(2)南宋人确实感知到了前述这一“现实”，即或存在某种的迟滞或歪曲。(3)这种对他者的外部感知，又足以在南宋朝野引起相当的反响，并产生提升理学地位的推力。遗憾的是，从现存史料看，这三个环节均存在严重的疑问，甚至明显的反证。

蒙古政权的“文化威胁”是否真的促进了南宋理学的官学化？从此还可转出另一组有意思的议题。既往对南宋-蒙古关系的关注集中于外交和军事，在思想领域则聚焦程朱理学的北传。(5)宋理宗朝的和战问题，参见胡昭曦主编：《宋蒙(元)关系史》，四川大学出版社，1992年，第61-254页；黄宽重：《晚宋朝臣对国是的争议——理宗时代的和战、边防与流民》，台湾大学文学院，1978年。关于理学北传，参见姚大力：《金末元初理学在北方的传播》，元史研究会编：《元史论丛》第2辑，中华书局，1983 年，第217-224 页。似乎极少有人考虑，对于经历了金末兵燹和理学北上而缓慢复苏的北方儒学，南宋的文化精英是否多少有些了解？或者，在南宋人心目中，蒙古政权除了是军事上的强敌，其文化形象前后有无变化？这类问题无疑比使节交聘、和战争论等等要抽象，但仍是宋蒙关系的一个重要维度。早在金朝灭亡(1234)前，蒙古和南宋就有多次接触。不过，在这一时期，南宋政权与垂亡之“虏”(贞祐南迁后的女真)、方张之“鞑”(蒙古)并存。“金亡而中国之忧始大”(6)刘一清撰，王瑞来校笺：《钱塘遗事校笺考原》卷二《夹辽攻金》，中华书局，2016年，第74页。，因此，笔者选择1234年(南宋理宗端平元年，蒙古窝阔台汗六年)前后为大致的上限，以宋亡(忽必烈统治前期)为下限，就上述问题，钩稽史料，略加考证，以就正于方家。

一、对大蒙古国“崇儒”的误解

13世纪前60年的大蒙古国，也就是前四汗统治时期的蒙古国家，多大程度上可视为一“儒教帝国”？身处蒙古统治下的北方的亡金儒士提供了最直观的判断。耶律楚材(1190—1244年)在燕京陷落后降蒙，历事三主，指出“国朝开创之际，庶政方殷而又用兵西域，未暇修文崇善”(7)耶律楚材撰，向达校注：《西游录》卷下，中华书局，1981年，第13页。。郝经(1223—1275年)也提到“国家今地过于金，而民物繁夥，龙飞凤舞，殆四十年。改正朔、易服色、修制度之事，谦让未遑”(8)郝经著，张进德、田同旭编年校笺：《郝经集编年校笺》卷三十《删注刑统赋序》，人民文学出版社，2018年，第780页。。这些描述尚属委婉。忽必烈登基伊始，郝经就在《立政议》中指斥前代蒙古君主只知穷兵黩武，涸泽而渔，屡失“致治之机”：

初下燕云，奄有河朔，便当创法立制，而不为。既并西域，灭金源，蹂荆襄，国势大张，兵力崛阜，民物稠夥，大有为之时也。苟于是时正纪纲、立法度，改元建号，比隆前代，使天下一新，汉唐之举也，而不为。于是法度废则纲纪亡，官制废则政事亡，都邑废则宫室亡，学校废则人材亡，廉耻废则风俗亡，纪律废则军政亡，守令废则民政亡，财赋废则国用亡，天下之器虽存，而其实则无有。……

因仍苟且的时局，导致“自金源以来，纲纪礼义，文物典章，皆已堕没，其余绪土苴，万亿仅能一存”，与金朝相比尚瞠乎其后。(9)郝经著，张进德、田同旭编年校笺：《郝经集编年校笺》卷三十二《立政议》，第838-839页。类似的论调又见同书卷二十四《上赵经略书》，第638-639页。关于郝经的“致治之机”论，参见姚景安：《郝经“失致治之机”辨》，蔡美彪主编，中国元史研究会编：《元史论丛》第5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第295-312页。

事实上，忽必烈以前的蒙古君主中，绝无对汉地文化和儒家思想表示些微兴趣者。成吉思汗征聘耶律楚材，完全是看中他精通天文占卜等方技。楚材向窝阔台“进说周、孔之教”(10)宋子贞：《中书令耶律公神道碑》，苏天爵编，张金铣校点：《元文类》卷五十七，安徽大学出版社，2020年，第1165页。，也遭遇重重阻力，孤立庙堂，愤悒而终。(11)韩儒林：《耶律楚材在大蒙古国的地位和作用》，氏著：《穹庐集》，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第188-205页；陈得芝：《耶律楚材、刘秉忠、李孟合论》，氏著：《蒙元史研究丛稿》，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631-641页。丘处机(1148—1227年)据说曾向成吉思汗陈说“敬天爱民”(12)《元史》卷二〇二《释老》，中华书局，1976年，第4525页。而大汗所重者仅是“长生之药”，以及全真教团“与皇帝祝寿万岁”的宗教功能。(13)《周至重阳宫累朝崇道之碑——传奉成吉思汗圣旨(1233年)》，见蔡美彪：《元代白话碑集录(修订版)》，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7年，第1页。关于丘处机与成吉思汗的会见，参见杨讷：《丘处机“一言止杀”再辨伪》，氏著：《元史论集》，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2年，第282-321页。蒙哥汗更是“酷信巫觋卜筮之术，凡行事必谨叩之，殆无虚日”，曾问“儒家何如巫医？”(14)《元史》卷三《宪宗本纪第三》，第54页，卷一二五《高智耀传》，第3072页。不论是儒者还是道士，这些传统上代表汉地文化的精英，在早期蒙古统治者眼中，本质上与萨满巫觋相去无几。(15)姚从吾：《成吉思汗信任丘处机这件事对于保全中原传统文化的贡献》，《姚从吾先生全集(六)辽金元史论文(中)》，台北正中书局，1982年，第48-62页。汉地文化和儒家思想在蒙古国家政制中亦乏影响：漠北的帝国中枢，长期出现“龙庭无汉人士夫”(16)姚燧：《中书左丞姚文献公神道碑》，姚燧撰，查洪德点校：《姚燧集》卷十五，人民文学出版社，2011年，第215页。的惨淡局面。蒙古人在汉地的统治机构——燕京行省也用蒙古法，以札鲁忽赤、必阇赤莅事，蒙古、西域人分掌大权。故王明荪先生总结：“汉文化于四朝之待遇，大体上未站稳其重要地位，不过杂糅于蒙古、西域之间。”(17)王明荪：《13世纪之蒙元帝国与汉文化》，邱树森、李治安主编，中国元史研究会编：《元史论丛》第8辑，江西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123-132页。

诚然，忽必烈早年作为藩王，在1244年(理宗淳祐四年，乃马真后三年)就广延“藩府旧臣及四方文学之士，问以治道”(18)《元史》卷四《世祖本纪一》，第57页。，表现出接纳汉文化的倾向。然而，忽必烈对汉文化的理解，始终停留在治国术而未触及儒学层面。他的潜邸幕僚包括蒙古、西域和汉人构成的多个集团，(19)萧启庆：《忽必烈潜邸旧侣考》，氏著：《元代史新探》，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83年，第293-294页。“尚霸术、要近利”的人物多得重用，“正统儒学集团”地位边缘。理学名臣窦默据说向忽必烈讲论“三纲五常”“正心诚意”，实因医术精湛进用。(20)陈高华：《论窦默》，氏著：《元史研究新论》，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第184-202页。对理学宗师许衡，忽必烈也始终保持疏远。(21)张帆：《〈退斋记〉与许衡、刘因的出处进退——元代儒士境遇、心态之一斑》，《历史研究》2005年第3期。他接受元好问等人奉上的“儒教大宗师”称号，目睹儒士举行春秋释奠，便吩咐“此礼勿废”，殆视为宗教仪式。(22)苏天爵辑，姚景安点校：《元朝名臣事略》卷十《宣慰张公》，中华书局，1996年，第214-215页，同书卷十二《内翰王文康公》，第248页。蒙哥汗即位后，忽必烈以皇弟出治漠南汉地，在关中、河南等地设立了宣抚、经略诸司，推行汉法。不过，这次政治实验在1257年就遭到漠北汗廷的打压而戛然终止。(23)参见陈得芝、王颋：《忽必烈与蒙哥的一场斗争：阿蓝答儿钩考的前因后果》，元史研究会编：《元史论丛》第1辑，中华书局，1982年，第47-56页；周思成：《究竟是yārghū还是“钩考”？——阿蓝答儿钩考的蒙古-伊斯兰司法制度渊源探微》，《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1期。

最后，儒教国家通常具备的几种外在标识，在大蒙古国时期亦黯然失色。刘子健先生提到的1233年(理宗绍定六年，窝阔台汗五年)新建孔庙，实即蒙古在燕京宣圣庙设立国子学。这所“国子学”由全真教道士冯志亨主持，集中了蒙古官僚子弟18人，汉人官僚子弟22人，“参学文书弓箭”，兼习儒典、工艺；奉命学习汉人语文的蒙古生徒，也是“那般有虽精细的文字不教呵，但是容易施行的文字学的会”(24)熊梦祥著，北京图书馆善本组辑：《析津志辑佚·学校》，北京古籍出版社，1983年，第199页。。名为胄监，实为培养通事和书吏的技术学校。(25)萧启庆：《大蒙古国的国子学：兼论蒙汉菁英涵化的滥觞与儒道势力的消长》，氏著：《内北国而外中国：蒙元史研究》，中华书局，2007 年，第89-112页。至于“蒙古开科取士”，当指1238年(理宗嘉熙二年，窝阔台汗十年)正式举办的“戊戌选试”。尽管主办者有意赋予“选试”某种科举预备考试的色彩，中选儒士大多仅得到了“停蠲其役”的待遇，从杂泛差役、非时需索和奴隶境遇中解脱出来。原先的选官出仕等设想，徒为具文，考校儒士往往与汰选僧道合称“考汰三教”。因此，姚大力先生指出，将这次考校亡金儒士视为元代最早的开科取士，只有在很有限的意义上才是正确的。(26)姚大力：《元朝科举制度的行废及其社会背景》，氏著《蒙元制度与政治文化》，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219-226页。安部健夫、萧启庆先生则否认“戊戌选试”具有科举的性质。(27)安部健夫：《元代的知识分子和科举》，刘俊文主编：《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史论著选译》第五卷，中华书局，1993年，第636-679页。萧启庆：《元代的儒户：儒士地位演进史上的一章》，氏著：《内北国而外中国：蒙元史研究》，第383-384页。

除了国学和科举，儒教国家的另一门面支撑，就是孔子嫡系后裔衍圣公，以及位于曲阜的孔府圣地。北方的衍圣公复爵甚早，几与燕京国学设立同时，但主要仰仗禅僧海云和全真道士萧全素的支持，反映出大蒙古国时代儒家势力远弱于释、道。(28)萧启庆：《大蒙古国时代衍圣公复爵考实》，氏著：《内北国而外中国：蒙元史研究》，第79-88页。北方的衍圣公在复爵以后颇受冷遇，在元初还长期空缺，无人承袭。(29)陈高华：《金元二代衍圣公》，氏著：《元史研究论稿》，中华书局，1991年，第328-345页。阙里林庙之祀，亦仅能靠地方世侯的庇护惨淡支持。1252年(理宗淳祐十二年，蒙哥汗二年)春，杨奂(1186—1255年)赴阙里朝圣，“痛庙貌焚毁”(30)杨奂著，魏崇武、褚玉晶校点：《杨奂集》卷上《东游记》，吉林文史出版社，2010年，第285页。。三年后，郝经游曲阜，“自颜巷达于阙里，由槐路入于先圣庙廷”，目睹“宫序廊庑，颓圯殆尽”，只得悲叹“大哉圣人之道，其不与宫庙并存殁乎！”(31)郝经著，张进德、田同旭编年校笺：《郝经集编年校笺》卷二十六《去鲁记》，第674页。大蒙古国统治下的北方汉地，既呈现如此的面貌，自不能与“儒教帝国”产生任何联系，更不能耸动江南并形成“文化威胁”。

二、南宋理学人士的蒙古认知

大蒙古国“崇儒”既与实情相去甚远，那么退一步说，南宋朝廷是否可能从某种错误、扭曲或者夸张的信息渠道，获得了“文化威胁”的假象，甚至发明出一种纯粹的想象呢？误读或想象亦必见诸言论行事。设若蒙古政权造成了某种(真实或虚假的)“文化”压力，在南宋一方，感知最敏锐并能做出反应的，当属与儒学关系最密的群体。理宗朝儒林中，西山的声望“直继晦翁”，鹤山被评为“嘉定而后，私淑朱、张之学”的翘楚。二人“慨然以斯文自任”，“党禁既开，而正学遂明于天下后世，多其力也。”(32)黄宗羲原著，全祖望补修，陈金生、梁运华点校：《宋元学案》卷八十一《西山学案》，中华书局，1986年，第2695-2696页；同书卷八十《鹤山学案》，第2650页。后村则为西山门人，一代文宗。三人政治和学术生涯，先后覆盖了宋蒙交往的前中后期，留下了丰富的文献记录(诗文、奏议、讲论)。下面就以真德秀(1178-1235年)、魏了翁(1178-1237年)和刘克庄(1187-1269年)为样本，探讨南宋理学家对蒙古和北方中国的文化认知及其影响，至于他们在和战、交聘问题上表达的看法，前人论之已详，不再赘述。

“蒙鞑”骤兴于北方，确实在南宋政界和思想界引发了大震荡，刘克庄后来回顾，史弥远死后，理宗告别十年渊默致力“端平更化”之际，正值蒙古扫灭残金，南宋政治的走向亦为之一变：“端平一变之功，侔于元祐。不幸金灭鞑兴，适丁是时，外患之来，势如风雨。谓宜坚初志，修内治以待之。执事者遂咎用贤之无益，于是疑更化之致寇，再变而为嘉熙，三变而为淳祐，皆求以愈于端平也。”(33)刘克庄著，辛更儒校注：《刘克庄集笺校》第6册卷五十二《(辛亥五月一日)召对劄子》，中华书局， 2011年，第2576-2577页。秘书郎吴叔告也在轮对时陈言：“敌国外患，天灾地变，乃动心忍性，侧身修行之机。”(34)刘克庄著，辛更儒校注：《刘克庄集笺校》第14册卷一六四《吴君谋少卿》，第6407页。然而，理学家对外部冲击的反应，绝未表现为面临“文化竞争”促成的危机感，而是沿着三条彼此联系的路线展开。

从历史经验出发，理学家尝试赋予蒙古这一新兴“夷狄”以传统的地缘定位和文化形象。真德秀坚信：“夷狄盛衰不常，然未有昌炽百年而无变者也”，“今之女真即昔之亡辽，而今之达靼即向之女真也”(35)真德秀：《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集》卷二《辛未十二月上殿奏劄二》，《四部丛刊初编》影江南图书馆藏明正德刊本，第17页。；蒙古至多能“如刘聪、石勒之盗有中土”(36)真德秀：《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集》卷三《(甲戌二月一日)使还上殿劄子》，第18页。。在魏了翁看来，“匈奴既弱，鲜卑嗣兴；蠕蠕浸衰，突厥踵盛；回纥仅灭，契丹崛起；女真垂亡，鞑靼骤强。虽其种族不一，兴替无常，而迭相更代，长为北边之患，”然而“自昔夷狄盗有中土，未有久而不衰者。”(37)魏了翁：《重校鹤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九十三《类省别试所策问(又一道)》，《宋集珍本丛刊》影明锡山安氏活字排印本，第6-7页。显然，在理学家眼中，蒙古同历史上的五胡、突厥、回纥、契丹并无本质上的文化差异，同女真人一样“贪惏”“变诈”。(38)魏了翁：《重校鹤山先生大全文集》卷十九《被召除礼部尚书内引奏事第四劄》，第13页；卷二十五《再乞祠奏状》，第6页。若有什么不同，那就是“狂鞑”更加野性暴虐。真德秀警告：“均为戎狄，然习安者易制，崛起者难驯，理固然也。今女真土倾鱼烂，势必不支，万一遂能奄有其土疆，封豕豺狼，本非人类，却之则怨，接之则骄。……吾以待女真之礼从之，则不可立国，拒之则必至于交兵。”(39)真德秀：《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集》卷三《(甲戌二月一日)使还上殿劄子》，第14页。1235年(端平二年，窝阔台七年，即燕京立国学、衍圣公复爵后)，魏了翁以同签枢密院事，督视江淮军马。(40)彭东焕编：《魏了翁年谱》，四川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412-420页。他将蒙古治下的北方形容得比金代更为黑暗：

顷自金贼灭亡，方幸遗黎再睹天日。又不幸戎狄蜂起，群盗相挻，致使生灵荐遭涂炭，其为酷虐，返甚于残金。……戎贼专以财物为重，其视屠戮人类，有同草芥。(41)魏了翁：《重校鹤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二十七《(十二月二十六日)榜谕北军》，第14页。

税与权辑录的《师友雅言》也提到，魏了翁一日喟叹：

中华自靖康以来，为女真乱其种姓，几百余年而不复。意谓上天悔祸，中原有豪杰崛起，尚可以仅存。今又以鞑靼荐兴，种姓又变女真为鞑矣！此皆东北之裔夷，嗜杀残忍如禽兽，中土未有复礼义之期。(42)魏了翁：《重校鹤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一〇九《师友雅言》，第59页。

与乍兴乍灭的“野蛮人”相对，理学家愈加确信：南宋政权虽版图日蹙，偏守“江浙荆湖闽广十余路”，却是“礼乐衣冠一线之脉寄焉”(43)刘克庄著，辛更儒校注：《刘克庄集笺校》第6册卷五十二《(淳祐六年八月二十三日)召对劄子三》，第2569页。，“承帝王正统，衣冠礼乐之所在”(44)文天祥：《文天祥全集》卷十三《指南录·纪事(六首)》序，中国书店，1985年，第314页。，也是华夷大限，天命所归。相反，“天厌夷德久矣，鞑戎残暴，所至为墟，必非眷命之所属”(45)真德秀：《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集》卷十三《(九月十三日选德殿)召除户书内引劄子一》，第14页。。1235年初，临安附近出现天候异常，“元日立春，风起乾位；丁酉之夕，月犯太白”，据说预示战事发生，司天官认为应验在北(“卫晋”之地)而不在南。真德秀上书告诫理宗：“夫天道贵华贱夷，而本朝者，中原正统之所在也！天之示戒，所以仁爱陛下，岂为区区胡羯计哉！”(46)真德秀：《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集》卷十四《乙未正月丙辰经筵奏己见劄子一》，第12页。刘克庄与督臣、边帅酬唱，也多以攘夷归功，如“毡帽环吾境，衣纶赖此人”(47)刘克庄著，辛更儒校注：《刘克庄集笺校》第5册卷三十一《送叶制参》，第1647页。，“公不衮衣假黄钺，吾能右衽更巍冠？”(48)刘克庄著，辛更儒校注：《刘克庄集笺校》第5册卷三十《凯歌十首呈贾枢使》，第1597页。后一句诗是赠权相贾似道的。1259年(开庆元年，蒙哥汗九年)忽必烈率军渡江围鄂，不久撤兵北上争位。贾似道捏造捷报，渲染为大胜。故刘克庄在《与贾丞相书》中还面谀贾凭借鄂州之捷，令“东南衣冠礼乐一线之脉，几绝而复续”(49)刘克庄著，辛更儒校注：《刘克庄集笺校》第12册卷一三二《与贾丞相》，第5313页。又见同书第六册卷五十二《庚申召对》，第2587页。。

以上述两种思路为基础，呼应理宗“内修外攘”(50)“内修外攘”，见汪圣铎点校：《宋史全文》卷三十五《宋理宗五》“宝祐四年正月诏书”，中华书局，2016年，第2847页。的方针，理学家提出，从根本上说，对蒙古这类北方民族内部的发展情况，实不必抱有任何急切的兴趣；拔本塞源之计，在于转向内省，整顿内政。蒙古方兴、金朝南迁之初，真德秀就告诫宁宗：“中国有道，夷狄虽盛不足忧。内治未修，夷狄虽微有足畏。”(51)真德秀：《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集》卷三《(甲戌二月一日)使还上殿劄子》，第13页。1225年(宝庆元年，成吉思汗二十年)，即十年之后，他仍然主张：“敌国外患，自昔有之。根本安强，形势巩固，则敌虽盛而不足忧。”(52)真德秀：《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集》卷四《召除礼侍上殿奏劄三》(己酉六月十二日)，第11页。魏了翁的立场如出一辙，他在给类省试出的策问试题中，鲜明地反对“事外忘内”，提出“吾所谓善为天下者，敌之弱不敢忽，敌之强不足畏”，“惟内修政事，外固封守，将无不可为之”(53)魏了翁：《重校鹤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九十三《类省别试所策问(又一道)》，第7页。。1235年端平更化之初，魏了翁以权礼部尚书还朝入对，并参与经帏进读。(54)《宋史》卷四三七《儒林七》，第12969页。他进呈《论夷狄叛服无常力图自治之实》，征引晚唐吐蕃史事，劝说理宗皇帝：“臣闻善为天下者，不计夷狄之盛衰，而计在我之虚实。中国、夷狄一气耳，其盛衰诚无与于我者”，关键是要“尽吾所以自治之道”，而“常为不可胜之势”，至于外族“叛服去来”，皆不足忧。(55)魏了翁：《重校鹤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二十二《进故事》，第3、5页。

由上可知，对于蒙古政权以及蒙古统治下的中国北方，南宋理学家的认知相当保守和刻板，前后也缺乏变化；北方儒学不绝如缕、潜移默化的态势，或极少数出仕蒙古或世侯的汉族士人推动的地方性的汉化举措和兴学活动，他们既缺乏了解，也不屑于了解。在南宋理学人士眼中，蒙古国家和华北社会从未被感知为任何形式的“文化威胁”。

三、元初南北交通中的文化姿态

不可否认，元世祖忽必烈即位后，统治重心南移汉地，蒙古国家的面貌也随之发生了巨大的转变。郝经盛赞，“本朝立国五十年”，终于出了一位“资赋仁明，乐闻善道”(56)郝经著，张进德、田同旭编年校笺：《郝经集编年校笺》卷三十七《上宋主请区处书》，第1000-10001页。的贤主， “好儒术，喜衣冠，崇礼让”(57)郝经著，张进德、田同旭编年校笺：《郝经集编年校笺》卷三十七《宿州与宋国三省枢密院书》，第984页。，立国气象顿异，非复旧日之阿蒙。南宋一方的认知也是同样，黄震《古今纪要逸编》记载：“时元主忽必烈者，兀窟之弟，阔出之子，于蒙哥为从兄。始效女真，立年号，置官称，于是四传矣。”(58)黄震：《黄氏日抄古今纪要逸编》，《丛书集成初编》本，第5页。虽是传闻异辞，讹误甚多，毕竟揭示出前后截然有变。不过，这与理宗朝的理学官学化存在明显的时间差。再到1276年(德祐二年，至元十三年)元军铁蹄彻底踏破南北间的藩篱，南渡或北上的使节、俘虏、隐逸、遗民，通过亲历见闻，了解到了真、魏等人未曾知晓的新情况。元将唆都告诉身陷元军大营的文天祥 “大元将兴学校，立科举”(59)文天祥：《文天祥全集》卷十三《指南录·唆都》，第317页。。汪元量获悉“伯颜丞相犹有语，学中要拣秀才人”(60)汪元量撰，孔凡礼编：《增订湖山类稿》卷一《醉歌(其七)》，中华书局，1984年，第15页。。考察元初这些“北客、南人”对新的文化情势作何反应，亦有助于勾勒彼时南北文化的基本格局。

若说“文化威胁”或“文化竞争”，历史上的南北朝或可当之。高欢感慨：“江东复有一吴儿老翁萧衍者，专事衣冠礼乐，中原士大夫望之，以为正朔所在”，正恐“人物流散，何以为国”。(61)《北齐书》卷二十四《杜弼传》，中华书局，第347-348页。是故“索虏”、“岛夷”南北交聘，必妙选行人，“务以俊乂相矜”，夸耀本国的文明程度。(62)赵翼：《廿二史札记》卷十四《南北朝通好以使命为重》，中华书局，1984年，第294页。然而，1260年(景定元年，中统元年)衔命出使南宋并被羁留了16年的郝经，展现出来的却是另一番景象。(63)郝经出使，参见任崇岳：《郝经使宋与宋蒙关系》，《黄淮学刊》1990年第2期。郝经家世业儒，是伊洛之学的北方遗胤。(64)徐远和：《理学与元代社会》，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21-39页。他认同忽必烈是“能行中国之道”的“中国之主”，甚至“终能到周汉，亦足致唐虞”。(65)郝经著，张进德、田同旭编年校笺：《郝经集编年校笺》卷三十七《与宋国两淮制置使书》，第991页；同书卷十四《开平新宫五十韵》，第363页。但是，他对宋评价更高。还未踏入敌境，郝经就感叹：“宋有天下，文治三百年，其德泽庞厚，膏于肌肤，藏于骨髓，民知以义为守。”(66)郝经著，张进德、田同旭编年校笺：《郝经集编年校笺》卷十《巴陵女子行》，第233页。“文物三百年，衣冠本无敌”，“文物与礼乐，百代更累积。”(67)郝经著，张进德、田同旭编年校笺：《郝经集编年校笺》卷四《渡江书事》，第85页。至于南宋朝廷，虽是“吴楚割半天，疮痍仅续命”，却有“伊洛(理学)遽骞腾，朱张立朝廷。弘肆六艺学，俾与日月并”。(68)郝经著，张进德、田同旭编年校笺：《郝经集编年校笺》卷二《原古上元学士》，第49页。被扣押在真州后，他在与南宋朝廷的书信往来中，反复赞誉宋“三代可以四，历年可以过汉，而不止于唐”(69)郝经著，张进德、田同旭编年校笺：《郝经集编年校笺》卷三十七《宿州与宋国三省枢密院书》，第985页。，“享国之久则似夫周，可以为后三代”，“国体则以正为大，国势则以弱为强，……故能祈天永命，踵三代而轶汉唐。”(70)郝经著，张进德、田同旭编年校笺：《郝经集编年校笺》卷三十九《上宋主陈请归国万言书》，第1035页。他返躬自愧，自称“中州遗士”(71)郝经著，张进德、田同旭编年校笺：《郝经集编年校笺》卷三十八《再与宋国丞相书》，第1014、1016页，形容中原文明“自金亡之后，硕士大老，英伟之人，流落殆尽”，仅余“一二慗遗，收缉残坠”。(72)郝经著，张进德、田同旭编年校笺：《郝经集编年校笺》卷三十七《与宋国丞相书》，第1008页。郝经写给贾似道的《再与宋国丞相书》更说自己：

自视区区兵乱之余，糠粃土苴之学，将观礼慕义。焜煌未见，瞻顾之不暇，安敢辄自振暴，露短与三百余年文物礼乐之朝乎？(73)郝经著，张进德、田同旭编年校笺：《郝经集编年校笺》卷三十八《再与宋国丞相书》，第1013页。

郝经的使宋文移，夹杂了大量外交辞令，加上他苦求北归的明显动机，未必完全反映他真实的想法。但是，他下笔措辞的方式、刻意的低下姿态和内在的自卑心理，足以证明北方文化是自居弱势的。(74)在北方亡金儒士中也有个别主张崇金抑宋者，如修端，参见陈芳明：《宋辽金史的纂修与正统之争》，《宋史研究集》(七)，台湾中华丛书编审委员会印行，1974年，第205-232页。事实上，这种姿态恰与当时南宋士人对北方文化的偏见遥相印证：“江南士人曩尝谓淮以北便不识字……”。(75)张之翰：《书吴帝弼饯行诗册后》，李修生主编：《全元文》第11册，江苏古籍出版社，1999年，第306页。

家铉翁(1213-1298?)是元初南北交通中的另一重要人物，且与郝经命运相似：1276年(郝经北还次年)，临安降元，家铉翁作为祈请使臣之一，随三宫北赴大都，被元朝扣留了19年后才重返南方。羁押期间，他困居河间，自称“江南遗老瀛边客”。家铉翁在学术上颇主陆学，与北方儒士多有来往。(76)参见魏崇武：《论家铉翁的思想特征——兼论其北上传学的学术史意义》，《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6年第3期；魏崇武：《江南遗老瀛边客——家铉翁被元朝羁縻河间的日子》，《文史知识》2006 年第7期。他目睹元初河间儒学依旧不振，一度“黌宇不修，佩衿解散。芹宫鞠为茂草，精舍几同牧场”(77)家铉翁：《则堂集》卷三《肃堂说》，《宋集珍本丛刊》影清道光二十八年东武刘氏佳荫簃抄本，第27页。。他在北方写《约斋说》中有如下记述，很值得玩味：

余始北来，从缙绅诸公问：“河洛道学之传，今有人乎？”皆曰：“鲁斋许公，师道之存也。其学宗二程先生之务内而近实，北方学者莫或先也。”余以使事有旨，不得往见。已而自燕徙瀛，公归老覃怀之下。颇识其门人高弟言论，典型森然，具有师法。私窃自念：光岳中分，百有余年，而道学一线之绪，自今犹有存者，岂非天乎？(78)家铉翁：《则堂集》卷三《约斋说》，第11页。

在另一篇应酬文字《拙斋记》中，家铉翁又重复了上述说法：

余始至北方，问：“中州道脉所托，今有人乎？”缙绅诸公交颂鲁斋许公之贤，且曰：“笃实内守，学为曾子者也。”余未及往见，而自燕徙瀛。许公亦告老而归，旋闻下世，每用此为恨。厥或告余曰：“继许公而作者，拙斋刘公仲宽其人也。”(79)家铉翁：《则堂集》卷二《拙斋记》，第11页。

在元人心目中，自杨惟中1241年(淳祐四年，窝阔台汗十三年)在燕京立太极书院、祭周子以来，“伊洛之学遍天下矣”；(80)郝经著，张进德、田同旭编年校笺：《郝经集编年校笺》卷二十六《太极书院记》，第592页。太极书院设立的时间，见周良霄：《赵复小考》，蔡美彪主编，中国元史研究会编：《元史论丛》第5辑，第193-194页。大儒许衡(鲁斋许公)早已名动河朔，被誉为北方理学兴亡继绝的宗师。然而，家铉翁在南宋并非僻处乡间的陋儒，而是扬历两府，仕至端明殿学士、签书枢密院事。(81)《宋史》卷四二一《家铉翁传》，第12598页。然而，根据他自己的证言，在亲身入元之前，他不仅从来没有听说过许鲁斋，甚至怀疑北宋兴起的新儒学(河洛道学之传)在北方究竟是否还有“一线之绪”。可见，直至南宋亡国前夕，对南士来说，“北方之为异域也久矣”(82)黄宗羲原著，全祖望补修，陈金生、梁运华点校：《宋元学案》卷九十《鲁斋学案》，第2995页。，声教不通，隔膜的情形极为严重。显然，南人既不能适时察觉北人在文化上“威胁”或“竞争”，更不能有北向争道学“唯一合法传承血脉”的意向。

余论

理学官学化的“文化威胁”或“文化竞争”解释，认为蒙古政权的崇儒，间接促进了南方理学正统地位的确立，并建构了一系列历史事件的同时性(燕京文庙—征召理学领袖、戊戌选试—理宗颂词……)。要对这一解释加以证伪，仅仅指出同时代史料中找不到南宋君臣察知“文化威胁”的明确记载却不够。南宋史料残缺特甚，载籍湮灭，未能必其无也。正如张荫麟先生所言：“凡欲证明某时代无某某历史观念，贵能指出其时代中有与此历史观念相反之证据。”(83)张荫麟：《评近人对于中国古史之讨论》，顾颉刚编著：《古史辨》(第二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第371-372页。根据前文的分析，13世纪前60年的大蒙古国，从中央到地方的种种情状，绝无可能造成儒教帝国之印象；南宋的主流文化精英对蒙古政权始终持有一种刻板保守的认知，对于蒙古治下北方社会的文化状况十分隔膜，亦缺乏兴趣；当时南北文化之对峙，对双方而言，始终呈现为南盛而北弱……凡此种种，均与“文化威胁”不相容而适相悖，足见南北竞相崇儒是一种主观建构出来的假象。敌国外患造成的军事压力，虽为理学地位的抬升营造了有利的环境氛围，但理学官学化的成因，当于南宋内部政治与思想的发展脉络求之，而与当时北方社会保存文化的努力无涉。

对理学官学化的“文化威胁”假说，最后还可以提出三点思考：

蒙古兴起以前，汉化程度更深的辽金国家与宋朝南北对峙，已经成为一种历史常态。据说，契丹政权“典章文物、饮食服玩之盛，尽习汉风”(84)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第6册卷一四二，仁宗庆历三年七月甲午条，中华书局，2004年，第3412页。，辽道宗自诩“吾修文物彬彬，不异中华”(85)洪皓：《松漠纪闻》，赵永春辑注：《奉使辽金行程录(增订本)》，商务印书馆，2017年，第318页。。女真政权犹有过之，大定明昌，“政令修举，文治烂然”(86)刘祁撰，崔文印点校：《归潜志》卷十二《辩亡》，中华书局，1983年，第136页。，元初甚至流行“金以儒亡”(87)《元史》卷一六三《张德辉传》，第3823页。关于女真的汉化，参见刘浦江：《女真的汉化道路与大金帝国的覆亡》，氏著：《松漠之间：辽金契丹女真史研究》，中华书局，2008年，第235-273页。的说法。辽宋、金宋之间长期维持和平，加上常态化的交聘，宋人对北方情况的了解，远比大蒙古国时期全面及时。为何偏偏是汉化程度最迟滞的蒙古国家，对南宋内部的思想变化形成了“威胁”和“竞争”？即便退一步，假设彼时蒙古的文化成绩堪比肩辽金，最多也只能构成一个外部的、恒定的常量，不能用来解释理学官学化这一明显变化。

更重要的是，“文化威胁”说隐含了如下预设：竞尚理学的南宋君臣，将北方政权视为文化上对等或至少相类的对象，认同“用夏变夷”“夷而进于中国则中国之”(由此才谈得上“文化威胁”)。不过，在五代以降汉民和北族长期交往融合的华北地区，这种带有调适色彩的观念或许颇有吸引力，在历史上却并非华夷思想的主流。(88)参见李治安：《华夷正统观念的演进与元初汉文人仕蒙》，《学术月刊》2007年第4期。特别是在长期南北分裂的政治格局下，南宋一方坚守的仍是“内夏外夷”的大防。这其实意味着拒斥和否认北方政权汉化的真诚性、合法性。金世宗时来聘的范成大就对金源文化嗤之以鼻：“虏虽蹂躏中原，国之制度强效华风，往往不遗余力，而终不近似”。(89)范成大：《揽轡录》，赵永春辑注：《奉使辽金行程录(增订本)》，第396页。郑思肖更断言：“夷狄行中国之事为‘僭’”，就该“素夷狄行乎夷狄”，“夷狄行中国事，非夷狄之福，实夷狄之妖孽”。(90)郑思肖著，陈福康校点：《郑思肖集·杂文·古今正统大论》，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第132、134页。认为宋人心理上可能视彼时之蒙古为“文化威胁”的源头，也有悖于时代之大观念。

众所周知，理学官学化，作为“得不偿失”的胜利，被认为是南宋文化“转向内在”(turning inward)的一种表现和结果。刘子健先生提出，南宋失去了北宋时代的锐气和开拓精神，变得怀旧、保守和内省，落入道德先验主义、传统主义、教条主义的思想氛围。(91)刘子健：《中国转向内在：两宋之际的文化转向》，第4-8页、第135-144页。然而，南宋这种保守内向的意识形态倾向，其实具有一个特征，那就是对外闭目塞听，自我囚禁于成见和刻板印象，因而恰恰不易被外来的“文化威胁”或“文化竞争”真正影响，即所谓“其盛衰诚无与于我者”。相反，唯有一个外向开拓、乐观自信而生机勃发的国家和民族，才能够真诚地感受到另一个族群和文化都颇不相同的“他者”构成的“竞争”，并做出恰当的积极回应。南宋文化精英对北方政权持有的刻板印象，加剧了宋元易代之际遗民遭遇的文化危机，让他们愈加感到，“夷而灭五帝三王自立之中国，有天地以来无此变也”(谢枋得语)。(92)谢枋得：《新刊重订叠山谢先生文集》卷二《送黄六有归三山序》，《宋集珍本丛刊》影明景泰黄溥编刊本，第6页。关于南宋灭亡前后的文化危机，参见戴仁柱：《十三世纪中国政治与文化危机》，刘晓译，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3年。在这个意义上，南宋人在思想层面并未曾感受到所谓“文化威胁”，其结果实际是悲剧性的。

周思成，清华大学历史系副教授，主要从事蒙元史、法制史、民族史研究，著有《大汗之怒：元朝征伐日本小史》《隳三都：蒙古灭金围城史》等。

本文原载于《浙江学刊》2022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