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指那烂陀寺：历史上两次针对佛教中心圣地的进攻

时间：2025-10-07 10: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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剑指那烂陀寺：历史上两次针对佛教中心圣地的进攻

作为历史悠久的佛教圣地，那烂陀寺在今日的地位和影响力已大不如前。这里曾是古印度文明的核心区域，也毗邻着摩羯托、南达、孔雀和笈多等强势帝国的京畿中枢。即便失去政治层面的巨大影响，依然能在信徒心中留有崇高地位，却也因此容易遭入侵者的肆意攻击。

于是，当我们翻阅浩瀚书海，便能找到两次由北方强敌策动的大规模入侵。尽管目的各不相同，却都对那烂陀寺造成过重创，进而促成这座早期佛教中心的永久衰败。

古印度文明的中枢

今日依旧竖立于印度比哈尔邦的那烂陀寺遗址

根据目前已知的考古成果，位于印度比哈尔邦的那烂陀寺旧址，早在铜石并用的蒙昧时代就有人类定居。只不过在当时，初代古印度文明的核心尚在西北方向，是依靠海运与苏美尔人保持联系的数个印度河流域国家。直到脚下土地因大洪水和雅利安入侵而趋于衰落，才忙不迭的向东转进至恒河水域。

至此，真正意义上的印度文明开始生根发芽，恒河流域也成为其规避天灾人祸的最佳场所。例如赫赫有名的摩羯托王朝、南达王朝、孔雀王朝和笈多王朝，都以这里作为龙兴之地，熬过波斯人、马其顿人、中亚希腊人、塞种人、帕提亚人和月氏人的大扩张阶段。甚至经常能厚积薄发，利用本地的充沛资源为保障，对步入下行通道的敌人实施逆推。作为佛教奠基人的释迦摩尼，一辈子也基本没有离开过该区域。他的理念也正是从这片土地走向整个世界。

释迦摩尼的生平就是印度文明在恒河铺开的结果

正因如此，那烂陀寺自建立之日起，就是非常重要的佛教圣地。由于毗邻政治中心华氏城不远，非常容易接受开明君主的大量供奉。同时又依托大河水利带来的贸易便捷，吸引各类有经济实力支撑的香客捐赠，并为虔诚且具有精明头脑的信徒提供教育服务。等到更多分中心在河中、犍陀罗、马土蜡和南印度建立，又摇身一变为这个庞大商业网络的中心节点。在那个海运风险远高于内陆水运的年代，升格为联通中亚、西亚、南亚与东亚的交通枢纽。

有意思的是，正是因为喜马拉雅山脉、阿拉伯海、孟加拉湾与南方炎热密林的阻隔作用，才让那烂陀寺的早期历史很容易被人为忽略。学者们普遍更关注于外围成果，将眼球集中于公元1世纪前后才出现的犍陀罗佛像艺术，或是对某个孤悬在伊朗高原、塔里木盆地与洛阳的寺庙抱以重大兴趣。直到整个网络因地缘政治变迁而萎缩，才凸显出比哈尔邦的绝佳位置，以及华氏城和那烂陀寺的半封闭特质。

公元1世纪前后佛教已成功依靠贸易路线发展出国际网络

公元4-5世纪，古印度文明随笈多王朝的兴盛而迈入又一个黄金时代。与此同时，北印度大部分地区正因贵霜帝国的崩溃而出现衰退。两相作用之下，那烂陀寺的地位愈发凸出，对外部世界的资金吸纳和精神感召能力都有显著加强。历代笈多君主虽坚持印度教信仰，却对近在咫尺的那烂陀寺投入大笔供奉，并会供应僧侣们的大部分日常所需。这样既可以接过整个商业网络，也顺带招揽到更多像法显和尚这样的虔诚朝圣者。比哈尔地区也顺理成章的发展起来，超越旁遮普、信德、古吉拉特等西北竞争者。

当然，此类盛世之下往往暗藏着致命隐忧。笈多王朝虽能在表面上与拜占庭、萨珊等强权平起平坐，实际上却并非一个具备强大军事对抗能力的帝国。如若遭遇到非常难缠的强敌竞争，很快就会因力量不足而自行瓦解。但过去还具备保留区性质的恒河流域，已经因多年开发而不再难以触及。所以，迅速蹿起的那烂陀寺，也必将因名声与大量积累的财富而遭人惦记。

公元4世纪后笈多帝国治下的那烂陀寺开始真正崛起

红匈奴的第一次袭击

红匈奴南下与贵霜灭亡将笈多帝国推上前沿

公元5-6世纪之交，本已破碎的阿富汗、北印度地区，开始因红匈奴势力的出现而陷入恐慌。首先是已经臣服于萨珊帝国的北部贵霜沙集团，接着又是退入旁遮普七河流域的后贵霜，纷纷折戟在这批新来者的蛮横铁蹄之下。原本并无较大军事压力的笈多边境，就此成为能随时爆发热战的危险前沿。

相比过去的那些印欧系对手，属于早期突厥人的红匈奴无疑更加难以和平交涉。他们在公元370年后攻入巴克特里亚，迫使忙于对罗马长期作战的波斯人选择与其联盟。随后在公元385年越过兴都库什山，彻底将萨珊影响力从阿富汗山地逐出。到了公元460年前后，更是攻灭旁遮普的贵霜帝国残余，直接与笈多印度人在战场上兵戎相见。后者虽在前期能依仗体量支撑，用非常充沛的府库募集各地兵马御敌，却无法从源头上根除威胁存在。甚至造成中央权威的迅速跌落，给侵入者的进一步行动敞开方便之门。

许多佛寺在红匈奴与笈多印度的冲突中被毁

公元480年，红匈奴骑兵开始沿印度河顺流南下，进攻毗邻大海的信德地区。此举不仅将波斯到印度之间的主要贸易通道堵截，也进一步对笈多人的涉外经济造成压迫式影响。后者却还忙于修补此前的战争创伤，根本没精力派兵到如此遥远的地界干预事态进程。唯一可做的调整，就是让商人将登陆口岸换到坎贝湾以南，再走内陆联通东侧的恒河水道。红匈奴对此自然是不依不饶，在20年后出兵侵占德干高原北部的马尔瓦高地，实现对贸易线路的重新把控。这迫使笈多方面纠集重兵回击，却还是不幸在公元510年的伊兰战役中遭至惨败。

此后，整个中印度与北方征服者陷入长期焦灼状态。前者通常会在连续多次的损失后，获得一场足以止损的挽回性胜利。但后者即便失败，也仅仅是退到富庶的旁遮普休养生息，等到时机成熟再派骑兵前往劫掠削弱。毕竟，此时已有更为可怕的白匈奴势力，在河中与巴克特里亚北部成型。红匈奴若无法在国际贸易网络的一角占据优势，就会在贫困交加的状态下遭多方势力包围。相比之下，印度人的战力无疑弱于其他中亚竞争者，自然会是优先选择的下手对象。

迫于白匈奴的压力红匈奴只能尝试垄断南方贸易

值得一提是，红匈奴人虽与笈多王朝势如水火，却对佛教体系的态度相关宽厚。这倒不是因为首领们对教义有多推崇，而是迫于现实需求不得不予以默认。因为只要寺庙间的朝圣商业网络还在，就可以为统治者创造可观的过路税。但过于欠佳的文明起点与每况愈下的经济条件，终究会让手握武力的军头对寺庙打起主意。于是到公元6世纪初，这些蛮族骑兵更是成功击破印度人的防线，在缺乏统筹指挥的恒河流域横行无阻。许多古城纷纷陷落，大量庙宇在顷刻间化为虚无。哪怕很快从土著抵抗者的汪洋大海中撤退，其兵锋也一度深入到孟加拉地区，逼的笈多君主只躲藏在某种不知名小岛上避难。

不过，古印度历史记载方法缺陷，让后人很难从亲历者的三缄其口中了解到太多细节。倒是考古发掘的成果表明，笈多时代的华氏城似乎并无坚固外墙保护。这显然是长期居于安逸位置，才会因自己的中心身份而造成忽略。作为其附属产物的那烂陀寺，自然无法从这场浩劫中独善其身。以至于有许多早期的木质或临时建筑被毁，一度让学者因找不到足够遗迹而非常困惑。好在支撑其发展的社会氛围还在，足以在红匈奴骑兵离开后享受更大规模重建。

那烂陀寺的兴衰有很大程度与华氏城相绑定

回光返照式辉煌

西突厥汗国的崛起让矛盾重心暂时由印度转回中亚

公元550年后，转瞬即逝的红匈奴强权陷入衰退。他们不仅成为挂靠在河中白匈奴帝国治下的地方附庸，还在稍后为波斯-突厥同盟所攻灭。有关中亚丝路的贸易主导权争夺暂时告一段落，也为整个北印度地区的重建创造出空窗机遇期。特别是在恒河流域，后笈多时代的戒日王朝站出来主持大局。那烂陀寺也借助这段愈发内敛的风气，再度升格为君主和贵胄们的主要供奉对象。

所以到7世纪中期，游历至此的玄奘和尚就发现，自己似乎正处于某个拥有结界的佛教中心。那烂陀寺不仅云集着1500名满腹经纶的智者，还获准享有附近的100座世俗村庄。每个村里都有200户人家，为寺庙提供日常运营所需的大米、牛奶和黄油，以便近万名信徒能在当地安心研习佛法。相比之下，曾竖立在喀布尔、莲花城、塔克西拉等北方城市的寺庙已趋于荒废，让途经此地的大唐和尚不免感慨万千。

在目睹那烂陀寺的辉煌之前

玄奘已对塔克西拉等地的废墟感叹不已

随即，原本呈多样化发展的佛教，逐步因多次打击而转变风格。新一代的虔诚智者们，往往不再像先辈那般注重世俗发展。相反，由于残存教团只能从非常不安全的中亚等地后撤，进一步集中到恒河沿线内卷，不免滋生出更多避世情节。曾几何时，佛教寺庙间的网络遍布各地，对铜矿、葡萄酒产业形成优势垄断。更有甚者，可以将理念传递至西方，在罗马、亚历山大、叙利亚和红海小岛上留下足迹。如今就只有往东发展，尝试搭船去往南洋或长江三角洲，而对另一侧的世界采取躺平哲学。

正因如此，当玄奘结束自己的传奇之旅，更多后来者就选择由海路去往圣地。比如出生山东淄博的义净和尚，就是坐船绕过中南半岛，直接从孟加拉湾深入恒河上游。所以在留下的记载中，完全没有对中亚丝路的描写，全都集中于那烂陀寺的日常作息习俗。仿佛是前脚刚登上大船，转眼已在朝思暮想的彼岸。年代更晚的朝鲜僧人，也是以近乎相同的模式完成了朝圣历程。

义净和尚的西游航线就是印度佛教的中后期传播路线

这些人的履历本身，恰恰就是中晚期印度佛教对外交流网络的完整呈现。那烂陀寺依旧比前代要更加辉煌，但整体性的转移撤退路径也相当清晰。何况这段难能可贵的修养岁月，并不取决于后笈多时代的邦国有多强大，更多是由于外来征服者的队伍出现断档。曾热情招待玄奘的西突厥新贵，已经将领域由欧亚大草原扩张至阿富汗山区。他们之所以没有像前人那般迅速南下，仅仅是因为还有波斯、吐蕃或阿拉伯人需要优先应对。等到上述纷争告一段落，早已恢复繁荣的北印度各邦就会被重新惦记。

讽刺的是，在突厥人最终大举南下之前，恒河流域也再度回归到类似笈多时代的氛围当中。全新的帕拉王朝将首府迁回华氏城，并在距那烂陀寺不远处开建新的皇室寺庙。整片区域的佛教氛围被推升至全新高度，却无一例外的都是追求个人境界的神秘小团体，与外面的世界渐行渐远。

帕拉王朝是佛教在恒河流域的回光返照时代

突厥人的致命一击

那烂陀寺的历史最终毁于古尔王朝之手

公元13世纪，整军经武的古尔王朝部队，开始有条不紊的向恒河流域进发。虽然有后世学者得出结论，这些人的精英阶层起源于说印欧语系的塔吉克人，但在其他各方面都是不折不扣的突厥风格。无论是基于伊斯兰教义的传播诉求，还是典型中亚势力的南征传统，都让他们有充分动力将硝烟点燃至次大陆腹地。

从1175年起，这些由古拉姆奴隶军为核心中亚征服者，正式杀入印度河流域。首先控制住已是穆斯林居多的重要城市木尔坦，接着又让前一批南下的加兹尼突厥人拜倒在自己脚下。尽管有过在被拉其普特联军击败的第一次塔兰战役，但很快在次年的第二次交锋中实现复仇。最终到1194年，将北印度邦国中最为强盛的伽哈达瓦拉王朝彻底击溃，顺势屠戮了相当重要的本地圣城瓦拉纳西。期间，还有相当部分的佛教庙宇遭难，沦为征服者犒赏麾下武士的宣泄场所。唯有那烂陀寺尚能在更东面的位置上保全自己，却也完全失去对抗命运降临的能力。

许多印度的古老寺庙在突厥人的攻势下被毁

到了1203年，古尔王朝的大将穆罕默德-巴赫蒂亚尔-卡尔吉挥师东进，沿着恒河水道杀至比哈尔邦境内。本已没落的华氏城遭彻底屠戮，格外显眼的那烂陀寺自然没能躲过厄运。虽然有部分迹象表明，处于毁灭前夜的僧侣们曾有建造类似要塞的大型防御设施，却还是没抵挡住身经百战的突厥人强袭。后者虽分不清佛教与印度教有什么区别，也留意到这些“婆罗门”有特殊的剃光头传统。相比起多年积累的财富，穆斯林更关注寺庙内典藏的大量经文书卷。因而展开过相当系统的集中销毁，以确保该圣地无法再扮演中心身份。

至此，绵延达千年之久的那烂陀寺，在自己受到的第二次大规模进攻中被毁于一旦。尽管还有信徒坚持留在当地，却对眼前的残垣断壁感到无能为力。虽然卡尔吉本人在追杀流亡僧侣的途中遭偷袭败亡，他的部下却成功在比哈尔与孟加拉站稳脚跟。对尚有较强根基的印度教而言，这种开启于军事征服的转化必定相当迟缓。奈何本地佛教已从世俗显学回归至神秘色彩本质，也就没可能在关键据点沦丧后再度复苏。除部分意志坚强的香客外，整片区域到1400年后被世人所彻底遗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