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卫东：关于刑事辩护全覆盖的几点思考

刘卫东：关于刑事辩护全覆盖的几点思考

【全文】刘卫东，北京市冠衡律师事务所主任。

兼任北京市律师协会副会长，中华全国律师协会刑事专业委员会委员，北京市律师协会业务指导和继续教育委员会副主任，北京市房地产法学会常务理事，中国人民大学、中国政法大学、中国青年政治学院法律硕士兼职导师。

曾获得北京市百名优秀刑辩律师、北京市十佳房地产律师、全国优秀律师等多项荣誉称号。

刘卫东律师在刑事辩护领域拥有丰富的执业经验，代理多起在全国具有重大影响的刑事案件，并取得了良好效果。

代表性的案件有厦门远华走私案、《中国财经报》报业第一贪李某某案、国资委机关事务局于某某涉嫌私分国有资产、巨额财产来源不明案、中国国际企业合作公司高某涉嫌2亿元信用证诈骗案、鸡西煤矿执法大队大队长高某某涉嫌受贿案、黑龙江绥化市市长助理吕某某巨额受贿案、河南南阳首富董某某涉嫌诈骗3.3亿银行贷款案、中信集团长春兴业公司许某某涉嫌贪污1.58亿元案等。

辩护制度是刑事司法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新一轮司法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

司法部部长张军、副部长熊选国等领导同志多次明确提出大幅度提高刑事案件律师的辩护率、推动实现刑事辩护的全覆盖的目标，各地各部门在保障律师辩护权、增强辩护的有效性等方面也进行了很多探索。

笔者是一名刑辩律师，结合自己执业24年的实践经验，谈谈对刑事辩护全覆盖问题的思考，在分析刑事辩护率低的主要原因的基础上，提出了实现刑事辩护全覆盖的路径，不妥之处敬请批评指正。

我国刑事辩护的现状我国的辩护制度发展始终与新中国法治进程同步。

新中国在1954年颁布的第一部《宪法》中规定被告人有权获得辩护，同年颁布的《人民法院组织法》规定：被告人除自己行使辩护权外，可以委托律师为他辩护。

迄今为止，63年过去了，尽管我国辩护制度有了长足的进步，但是刑事案件律师的辩护率始终比较低。

根据公开的数据，全国刑事案件律师的辩护率平均不足30%，个别省份低于12%；全国律师人均办理刑事案件不足3件。

中级法院的刑事案件辩护率虽然比基层法院要高一些，但还是明显偏低。

综合分析，刑事辩护率低的原因主要包括三个方面：社会舆论对刑事辩护仍存在偏见。

受我国历史传统以及纠问制诉讼模式的影响，一些错误认识在民众中仍然存在，如：刑事辩护就是帮坏人说好话、刑事辩护没有实质作用等。

同时，因部分公检法机关仍然习惯于流水线式的工作方式，一些错误思想在法律共同体中还很有市场，如：刑事辩护会给侦查、起诉、审判活动造成障碍，不利于打击犯罪等。

这些偏见在客观上限制了律师开展刑事辩护业务。

律师从事刑事辩护的风险确实高。

律师因执业行为可能触犯的刑事犯罪主要集中在辩护业务，刑辩律师被打击报复的情况也屡有发生。

实践中，刑辩律师在考虑如何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提供辩护之前先考虑自身的执业风险，已经是行业内的普遍现象。

即便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家里拆迁需要其本人签字这类纯粹的民事法律行为，也往往让代理律师伤透脑筋，唯恐一不小心就触碰传递文件的红线。

刑事辩护业务工作量大、收益低。

从律师的工作时间计算，因为刑事卷宗数量普遍较多，加之需要频繁会见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了解案件情况，所以刑事辩护业务耗费的工作时间往往高于民商事法律业务。

但是，在律师服务收费指导价中，民事案件按照诉讼标的额比例收费，刑事案件法律服务费却是上封顶，而且禁止进行风险代理。

加之大多数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并不富裕，导致在同等工作量下，律师开展刑事辩护业务的收入远远低于民商事业务。

实现刑事辩护全覆盖的路径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辩护权，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文明的具体体现。

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建成，经过先后几轮司法体制改革的积累和几十年依法治国的不懈努力，特别是在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下，坚持以人为本、尊重和保障人权，刑事辩护制度得到了空前的重视，迎来了蓬勃的发展，彻底解决刑事辩护率低的问题、实现刑事辩护全覆盖的条件已经成熟。

个人认为，实现刑事辩护全覆盖目标的基本路径是：在统一思想认识、保障执业权利、取消政府指导价的基础上，首先通过法律援助覆盖大部分刑事案件，然后由民间公益法律服务组织辅助解决一部分刑事案件，再按照市场经济原则由当事人自行选择律师代理一部分案件，最后由律师协会负责兜底，用三到五年的时间实现刑事辩护全覆盖。

统一思想认识，明确刑事辩护的重要意义。

思想是行动的先导。

思想问题不解决，就不会有真正意义上的行动。

各方面对刑事辩护达成实质的共识，是保障刑事辩护权充分、顺利行使的坚实基础。

因此，一方面要加大宣传教育的力度，让全社会深刻认识刑事辩护的重要意义，只有刑事辩护制度落实了，才能够避免人民群众受到司法公权力滥用的伤害，才能够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都感受到公平正义；另一方面，要加强公检法干警与律师之间的交流，增进相互间的了解和信任，让大家清楚的认识到刑事辩护绝不是给公检法办案工作找茬，也不是在为恶人张目，而是为了防止和纠正错误，避免出现冤假错案。

加强权益保障，降低律师进行刑事辩护风险。

近年来，国家对律师执业权利的保障越来越充分，不仅在中央层面出台了《依法保障律师执业权利的规定》、《关于建立健全维护律师执业权利快速联动处置机制的通知》等指导性文件，各地也纷纷建立了很多新制度、新模式。

在欢欣鼓舞的同时，也必须要看到，当前对刑事辩护权的保障还有很多不尽如人意的地方。

解决问题不能只停留在出台文件、建立制度。

制度的生命在于执行，制度的价值在于落实；制度只有符合实践需要才具有生命力，而实践中又往往不断有新情况、新问题出现。

因此，一方面要充分发挥改革督察的威力，确保已经出台的制度能够落地生根、发挥实效；另一方面，主管部门可以定期召开座谈会，多听一听广大律师和公检法机关执法办案一线的意见，不断完善保障律师辩护权的制度，使之更加科学化、系统化。

取消政府指导价，让更多优秀律师参与进来。

律师服务收费政府指导价由来已久。

在我国律师行业发展的初期，它确实起到了保护行业健康发展、保障市场经济稳定的重要作用。

但是，目前全国已有律师事务所2.5万家，律师数量超过30万人，律师行业已经是一个充分竞争的行业，不宜再设置律师服务收费政府指导价。

同时，由于刑事辩护业务的政府指导价相对较低，使得很多优秀的律师不愿意从事刑事辩护业务。

人的自由和生命是最宝贵的。

很多发达国家的大律师也都以办理刑事案件为荣。

但是在我国，刑事辩护业务却沦为一些律师眼中的低端业务。

因此，应当尽快在全国范围内彻底取消律师服务收费政府指导价，将选择权交给这个已经充分竞争的市场，让更多的优秀律师参与到刑事辩护业务中来，不断提升律师代理刑事案件的能力和水平。

降低法律援助门槛，扩大法律援助范围。

我国的刑事法律援助制度虽然萌芽于上世纪五十年代中期，但真正建立则是上世纪九十年代以后，尽管2015年6月中办、国办出台了《关于完善法律援助制度的意见》，并建立了法律援助值班律师制度新模式。

但是刑事法律援助制度与人民群众的现实需求还有一定的差距，特别是关于援助的范围、程序和标准还有很多不同认识，而且法律援助的办案补贴也相对较低。

因此，可以在京沪浙广等发达地区适度扩大法律援助范围，凡适用普通程序的案件，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未聘请律师的，除拒绝律师为其辩护的以外，均纳入法律援助范围。

对于适用简易程序、速裁程序办理的案件，可以通过法律帮助制度满足其法律需求、维护其基本权利。

同时，根据案件的难易程度以及律师的工作量，科学测算律师的工作成本，适度提高办案补贴标准。

大力扶植民间组织，发展民间法律援助力量。

群众路线是党的根本工作路线和生命线，实现刑事辩护全覆盖也离不开民间力量的支持。

在律师行业，也有一大批业务水平高的律师热心于公益事业，积极组建公益组织，为社会公众免费提供法律服务。

这既是律师回报社会的体现，也是其自我价值的实现。

因此，按照中办、国办《关于改革社会组织管理制度促进社会组织健康有序发展的意见》精神，可以有选择性的扶植一批法律服务行业的民间组织：在资金上，给予适当的支持和补贴，也可以采用政府购买服务的形式；在政策上，给予适当的照顾，有条件的可以享受税收减免政策；在宣传上，可以充分利用报刊、广播、电视、网络等多种渠道宣传其积极作用，并及时总结、宣传、推广先进典型，提升公众对于民间法律援助组织的认知度。

律师协会负责兜底，充分发挥行业引领作用。

在实现刑事辩护全覆盖目标过程中，律师协会作为律师的自律组织、行业管理组织，发挥着最后一条防线的重要作用。

以北京市为例，北京市律师协会共有各类专业委员会57个，其中与刑事法律直接相关的专业委员会5个，加上各区县律师协会的刑事法专业委员会，共有委员400多人。

这些委员律师普遍是政治素质过硬，业务水平高、责任心强的优秀刑辩律师，是一支完全可以动员和依靠的强大力量。

同时，律师协会也可以发挥行业引领作用，号召和鼓励广大律师积极开展刑事辩护业务，组织开展优秀刑辩律师评选、刑辩业务技能竞赛等活动，并在评优评先过程中向热心参与公益事业的律师适当倾斜，充分调动广大律师的热情和积极性，为刑事辩护全覆盖提供坚实的人力保障。

结语刑事辩护率偏低是我国多年未解的症结问题，其原因是非常复杂的，破解难题也并非一日之功，不仅需要律师行业对症下药、多措并举，也需要公检法司机关乃至全社会相互理解、相互支持。

相信在党中央的领导下，各方面众志成城、共同努力，一定能够最终实现刑事辩护全覆盖的目标。

（本文作者：刘卫东 冠衡律师事务所）【发布日期】 2017.9.12 【来源】法制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