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始皇：功过交织的千古帝王

传奇身世与早期岁月

幼年的嬴政在邯郸度过了一段充满艰辛与屈辱的时光。由于秦赵两国敌对，他和母亲赵姬时常遭受赵国人的敌视与欺辱。在秦军围攻邯郸时，赵国曾想处死异人一家泄愤，异人在吕不韦的帮助下逃离邯郸，却无奈将赵姬母子留在了赵国。赵姬带着年幼的嬴政东躲西藏，在恐惧与困苦中艰难求生，这段经历给嬴政幼小的心灵留下了深刻创伤，也铸就了他坚韧、隐忍的性格。

公元前 251 年，秦昭襄王去世，安国君继位，是为秦孝文王，华阳夫人成为王后，子楚被正式立为太子。公元前 247 年，庄襄王驾崩，年仅 13 岁的嬴政被立为王。因年幼，朝政大权落入吕不韦手中，他以 “仲父” 自居，继续施展政治抱负，招揽门客三千，编撰《吕氏春秋》，为秦国储备人才、统一思想奠定基础。嬴政在吕不韦的辅佐下，开始学习治国之道，逐渐成长。同时，嬴政与母亲赵姬也结束了在赵国的苦难日子，被赵国送归秦国。一家三口分离多年后团聚，嬴政本该享受天伦之乐，可等待他的，却是更为复杂的宫廷斗争与政治风云。

统一六国，铸就霸业

公元前 238 年，嬴政年满 22 岁，按照秦国礼制，在故都雍城举行了盛大的冠礼，这标志着他正式亲政，开始真正掌控秦国的命运。然而，亲政之路并非一帆风顺，吕不韦和嫪毐两大势力犹如两座大山，横亘在他的面前，成为他独揽大权的巨大障碍。

嫪毐本是吕不韦献给赵姬的男宠，深得赵姬宠爱。随着权势的不断膨胀，嫪毐愈发嚣张跋扈，甚至妄图谋反，取代嬴政。公元前 238 年，嫪毐趁嬴政前往雍城举行冠礼之机，发动叛乱，企图夺取政权。嬴政早有防备，得知消息后，迅速派昌平君、昌文君率军平叛。双方在咸阳展开激战，最终嫪毐兵败被擒，他本人被车裂，三族被灭，其党羽也遭到了严厉的惩处。这场惊心动魄的平叛之战，彰显了嬴政的果敢与决断，也让他成功铲除了嫪毐这一威胁。

铲除嫪毐后，嬴政将目光投向了吕不韦。吕不韦长期把持朝政，势力盘根错节，在朝堂上拥有极高的威望和众多的党羽。嬴政深知，想要彻底掌握大权，就必须扳倒吕不韦。但吕不韦在秦国多年，功劳卓著，且在朝中根基深厚，贸然行动可能会引发朝堂动荡。于是，嬴政采取了循序渐进的策略，先是免去了吕不韦的相国之位，将他赶回河南封地。然而，吕不韦回到封地后，各国使者仍频繁拜访他，这让嬴政深感不安，担心吕不韦会勾结他国，对秦国不利。公元前 235 年，嬴政下令将吕不韦迁往蜀地，吕不韦深知自己大势已去，最终饮鸩自尽。至此，嬴政成功铲除了吕不韦势力，彻底将朝政大权收归己有，真正实现了亲政。

亲政后的嬴政，展现出了非凡的雄心壮志和卓越的领导才能。他重用李斯、尉缭等人才，与他们共同谋划 “灭诸侯，成帝业，为天下一统” 的宏伟蓝图。在李斯、尉缭等人的辅佐下，嬴政制定了 “笼络燕齐，稳住魏楚，消灭韩赵，然后各个击破” 的战略方针，拉开了统一六国的序幕。

公元前 230 年，嬴政派内史腾率军进攻韩国。韩国实力弱小，在秦国的强大攻势下，无力抵抗，又无大国救援，秦军长驱直入，一举灭亡韩国，俘虏了韩王安。韩国的灭亡，是秦国统一六国的开端，为后续的统一战争奠定了基础。

公元前 229 年，赵国发生大地震和大饥荒，国内局势动荡不安。嬴政抓住时机，派王翦、杨端和率军向赵国发动全面进攻。赵国虽在长平之战后国力大减，但名将李牧仍在，他多次击败秦军，是赵国的中流砥柱。然而，赵王迁昏庸无能，中了王翦的反间计，杀害了李牧。失去李牧的赵国军队如一盘散沙，公元前 228 年，王翦大破赵军，俘获赵王迁，赵国灭亡。

公元前 227 年，燕国太子丹为了挽救燕国危局，派荆轲刺杀嬴政。荆轲带着樊於期的首级和燕国督亢的地图前往秦国，在咸阳宫向嬴政献上地图时，图穷匕见，企图刺杀嬴政。但嬴政反应迅速，最终荆轲行刺失败，被当场杀死。嬴政以此为借口，派王翦率军攻打燕国。公元前 226 年，秦军攻占燕国都城蓟城，燕王喜和太子丹逃往辽东。

公元前 225 年，嬴政派王贲率领 10 万大军进攻魏国。王贲采用水攻之计，开掘黄河、鸿沟之水，引至大梁城下。三个月后，大梁城墙被泡崩塌，秦军攻入大梁，魏王假投降，魏国灭亡。

公元前 224 年，嬴政派老将王翦率领 60 万大军伐楚。楚国地大物博，实力雄厚，王翦深知不可轻敌，他采取稳扎稳打的战术，与楚军对峙一年之久。楚军急于求战，王翦却坚守不出，待楚军疲惫松懈之时，王翦突然发起进攻，大败楚军，斩杀楚国大将项燕，占领大片楚国领土。公元前 223 年，王翦与蒙武各自率军合击楚国都城寿春，俘获楚王负刍，楚国灭亡。

公元前 221 年，嬴政派王贲率秦军从燕国边界南下进攻齐国。齐国长期与秦国交好，对秦国的进攻毫无防备。王贲进军神速，很快就攻到了齐国都城临淄，齐王建惊慌失措，不战而降，齐国灭亡。

从公元前 230 年到公元前 221 年，嬴政仅用了短短十年时间，就先后灭掉了韩、赵、魏、楚、燕、齐六国，结束了春秋战国以来长达五百多年的诸侯割据混战局面，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大一统的封建王朝 —— 秦朝。这一伟大壮举，不仅彰显了嬴政卓越的军事才能和政治智慧，更对中国历史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他也因此成为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称皇帝的君主，被后世尊称为 “秦始皇”。

政治革新，奠定制度基石

统一六国后，秦始皇面临着如何有效治理庞大帝国的难题。在这个关键时期，他展现出了卓越的政治智慧和创新精神，进行了一系列影响深远的政治制度改革，为中国封建社会的政治制度奠定了坚实基础。

秦始皇首先创立了皇帝制度。他认为自己 “德兼三皇，功过五帝”，于是将 “皇” 与 “帝” 这两个最尊贵的称号合二为一，自称 “始皇帝”，并规定后世子孙依次称二世、三世，直至万世。从此，“皇帝” 成为中国封建王朝最高统治者的专用称号，代表着至高无上的权威。皇帝制度的确立，标志着中国古代政治制度从先秦时期的宗法分封制向封建君主专制制度的重大转变。在皇帝制度下，皇帝拥有绝对的权力，集政治、经济、军事、司法等大权于一身，成为国家的核心和主宰。这一制度极大地强化了中央集权，使得国家的政令能够高度统一，有效地维护了国家的统一和稳定。

在中央，秦始皇实行三公九卿制。三公，即丞相、太尉、御史大夫。丞相是百官之首，辅佐皇帝处理全国政务，统领百官，总揽朝政；太尉掌管全国军事事务，负责军队的训练、调动和指挥，但调兵之权实际上掌握在皇帝手中；御史大夫则主要负责监察百官，辅佐丞相处理政务，同时还掌管图籍、奏章等事务，是皇帝的耳目和监察机构。三公之间相互配合、相互制约，共同对皇帝负责，确保了中央政权的稳定运行。

九卿是中央政府的九个重要职能部门的长官，分别掌管不同的具体事务。奉常掌管宗庙礼仪，负责祭祀、礼仪等活动，维护国家的宗教和文化秩序；郎中令掌管宫殿警卫，负责皇帝的人身安全和宫廷的守卫；卫尉掌管宫门警卫，负责宫廷的安全保卫；太仆掌管宫廷御马和国家马政，负责皇帝的出行和马匹的管理；廷尉掌管司法审判，负责审理案件、执行法律，维护国家的司法公正；典客掌管外交和民族事务，负责接待外国使者和处理与少数民族的关系；宗正掌管皇族、宗室事务，负责管理皇族的户籍、祭祀等事务；治粟内史掌管租税钱谷和财政收支，负责国家的财政管理；少府掌管专供皇室需用的山海池泽之税及官府手工业，负责皇室的生活供应和财政收入。九卿各司其职，分工明确，共同构成了中央政府的行政管理体系，有效地处理了国家的各项事务。

在地方行政制度上，秦始皇果断地废除了分封制，全面推行郡县制。他将全国分为三十六郡（后增至四十余郡），郡下设县。郡的长官为郡守，负责管理一郡的政务；县的长官为县令或县长（万户以上县称令，不满万户县称长），负责管理一县的政务。郡、县都设有尉，负责管理军事；郡还设有监御史，负责监视郡守、监察郡政。这些地方官吏都由中央政府直接任免，不得世袭，他们必须严格执行中央的政令，对中央政府负责。郡县制的推行，打破了以往分封制下诸侯割据的局面，实现了中央对地方的直接控制，加强了中央集权，有利于国家的统一和稳定。它使得国家的政令能够迅速传达至基层，提高了行政效率，促进了各地的经济文化交流和发展。同时，郡县制也为后世历代封建王朝的地方行政制度奠定了基础，成为中国古代地方行政制度的基本模式，对中国历史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秦始皇的这些政治制度改革，构建了一套从中央到地方的高度集权的政治体系，实现了权力的高度集中和统一。这一体系在当时具有先进性和创新性，有效地维护了国家的统一和稳定，促进了社会的发展和进步。它不仅对秦朝的统治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也为后世两千多年的封建王朝政治制度的发展和演变提供了重要的借鉴和范式，成为中国古代政治制度发展史上的一座重要里程碑。

经济举措，推动国家发展

秦始皇深知，经济是国家繁荣昌盛的根基，因此在统一六国后，他采取了一系列具有深远影响的经济措施，旨在促进经济的发展与繁荣，加强国家的经济实力。这些措施犹如基石，为秦朝的长治久安和后世的经济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统一货币是秦始皇经济改革中的一项关键举措。在战国时期，各国货币的形状、大小、重量和价值标准各不相同，这给商品交换和经济交流带来了极大的不便。秦始皇统一六国后，果断废除了六国原有的货币，推行统一的圆形方孔半两钱作为全国通行的法定货币。这种货币形制统一，外圆内方，造型简洁大方，便于携带和使用。圆形方孔的设计寓意着天圆地方，体现了古代中国人对宇宙和自然的深刻理解。统一货币的实施，不仅消除了货币兑换的繁琐过程，降低了交易成本，促进了商品的流通和贸易的发展，还加强了国家对经济的控制和管理，增强了中央政府的财政实力。从此，圆形方孔钱成为中国封建社会货币的基本形制，沿用了两千多年，对中国货币文化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统一度量衡同样是秦始皇经济改革的重要内容。在秦朝之前，各国的度量衡标准差异巨大，这使得商业交易、税收征收、工程建设等活动面临诸多困难。为了解决这一问题，秦始皇下令统一度量衡，规定了全国统一的长度、容量、重量标准。他颁布了统一的度量衡器具标准，制造了标准的度量衡器，并在全国范围内推行。例如，规定 1 尺约等于今 23.3 厘米，1 升约等于今 200 毫升，1 斤约等于今 250 克。统一度量衡的实施，使得全国各地的经济活动有了统一的标准，促进了商品交换的公平和规范，提高了商业交易的效率，推动了经济的发展。同时，这一举措也有利于国家对经济的管理和调控，加强了中央集权。它为后世的度量衡制度奠定了基础，成为中国古代经济发展的重要保障。

除了统一货币和度量衡，秦始皇还高度重视交通建设。他深知交通对于国家经济发展和政治稳定的重要性，因此大力推行 “车同轨” 政策，统一车辆的轮距标准，规定全国车辆两个轮子之间的距离一律为六尺。这一举措使得全国各地的车辆能够在相同规格的道路上行驶，提高了交通运输的效率，促进了物资的流通和人员的往来。同时，秦始皇还以首都咸阳为中心，修筑了四通八达的驰道和直道。驰道是秦朝的国道，相当于现代的高速公路，它宽阔平坦，路中央供皇帝通行，列树标明，两旁任人行走。据《汉书・贾山传》记载：“秦为驰道于天下，东穷燕、齐，南极吴、楚，江湖之上，滨海之观毕至。道广五十步，三丈而树，厚筑其外，隐以金椎，树以青松。” 可见驰道的雄伟和宽阔气势。直道则是秦始皇为了抗击匈奴，命蒙恬率十万人工突击修筑的军事专用通道，号称中国古代的 “高速公路”。它南起咸阳的军事要地云阳林光宫，北至九原郡，穿越 14 个县，全长 800 千米，路面最宽处约 60 米，一般亦有 20 米。驰道和直道的修建，构成了秦朝庞大的交通网络，不仅加强了中央政府对地方的控制和管理，方便了军队的调动和物资的运输，也促进了各地之间的经济文化交流和发展，为秦朝的经济繁荣提供了有力的支撑。

秦始皇的这些经济措施，相互配合，相辅相成，对秦朝的经济发展产生了积极而深远的影响。它们促进了商品的流通和贸易的繁荣，加强了国家对经济的控制和管理，提高了经济运行的效率，为秦朝的统一和稳定奠定了坚实的经济基础。同时，这些措施也对后世的经济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启示和借鉴意义，成为中国古代经济发展史上的重要里程碑。

文化政策，争议与贡献并存

在文化领域，秦始皇同样采取了一系列影响深远的举措，其中 “书同文” 和 “焚书坑儒” 最为引人注目，二者在文化传播、交流与统一等方面，既有着积极的贡献，也带来了巨大的争议。

秦始皇统一六国后，发现各国文字差异巨大，这严重阻碍了文化的交流与传播，也不利于国家的统一和治理。于是，他下令统一文字，以秦国的小篆作为标准字体，推行全国。这一举措就是著名的 “书同文”。

“书同文” 的意义重大而深远。它为文化的传播与交流提供了统一的载体，使得不同地区的人们能够通过文字进行有效的沟通和交流，打破了因文字差异而形成的文化隔阂。在先秦时期，各国文字不同，同样的内容在不同国家可能有不同的写法和读法，这给文化的传播和交流带来了极大的困难。例如，“马” 字在秦国写作 “馬”，在齐国写作 “ ”，写法差异很大。统一文字后，全国都使用小篆 “馬”，这使得信息的传递更加准确和便捷。同时，“书同文” 也促进了文化的传承和发展。统一的文字为经典文献的整理、保存和传承提供了便利，使得后世能够更好地了解和研究古代文化。许多重要的文化典籍，如《诗经》《尚书》等，正是因为统一文字才得以广泛流传，成为中华民族文化的瑰宝。此外，“书同文” 还有助于增强民族的认同感和凝聚力。当人们使用相同的文字时，会产生一种文化上的归属感和认同感，从而促进民族的融合和团结。它为中华民族大一统文化的形成奠定了基础，使得中国在文化上始终保持着高度的统一性和连贯性。

然而，秦始皇在文化政策上也有一个备受争议的举措，那就是 “焚书坑儒”。这一事件发生在秦始皇三十四年（公元前 213 年）和三十五年（公元前 212 年），是秦始皇为了加强思想控制而采取的极端手段 。

公元前 213 年，秦始皇在咸阳宫举行宴会，博士淳于越与丞相李斯在朝堂上就分封制和郡县制展开了激烈的争论。淳于越主张恢复分封制，他认为：“臣闻殷周之王千余岁，封子弟功臣，自为枝辅。今陛下有海内，而子弟为匹夫，卒有田常、六卿之患，臣无辅弼，何以相救哉？事不师古而能长久者，非所闻也。” 李斯则坚决反对分封制，主张实行郡县制。他反驳道：“五帝不相复，三代不相袭，各以治，非其相反，时变异也。今陛下创大业，建万世之功，固非愚儒所知。且越言乃三代之事，何足法也？异时诸侯并争，厚招游学。今天下已定，法令出一，百姓当家则力农工，士则学习法令辟禁。今诸生不师今而学古，以非当世，惑乱黔首。” 随后，李斯进一步提出了焚书的建议，他说：“臣请史官非秦记皆烧之。非博士官所职，天下敢有藏《诗》、《书》、百家语者，悉诣守、尉杂烧之。有敢偶语《诗》《书》者弃市。以古非今者族。吏见知不举者与同罪。令下三十日不烧，黥为城旦。所不去者，医药卜筮种树之书。若欲有学法令，以吏为师。” 秦始皇采纳了李斯的建议，下令在全国范围内焚烧除秦国史书、医药、卜筮、种树等书籍以外的各国史记和百家典籍。这一举措旨在消除旧思想的影响，统一人们的思想，维护秦朝的统治。

焚书事件的第二年，又发生了坑儒事件。秦始皇晚年迷信方术，希望能够找到长生不老之药。他派遣方士侯生、卢生等人出海寻找仙药，但这些方士耗费了大量钱财，却始终未能找到仙药。侯生、卢生害怕受到惩罚，于是私下议论秦始皇的为人，认为他 “天性刚戾自用，起诸侯，并天下，意得欲从，以为自古莫及己。专任狱吏，狱吏得亲幸。博士虽七十人，特备员弗用。丞相诸大臣皆受成事，倚辨于上。上乐以刑杀为威，天下畏罪持禄，莫敢尽忠。” 随后，他们相约逃亡。秦始皇得知后，勃然大怒，认为这些方士和儒生在咸阳妖言惑众，扰乱民心，于是下令追查。结果，有四百六十多名儒生和方士被牵连，秦始皇将他们全部坑杀于咸阳。

“焚书坑儒” 这一极端的文化政策，在文化统一与文化破坏方面产生了双重影响。从积极的一面来看，它在一定程度上加强了思想控制，有利于维护秦朝的统一和稳定。在当时，六国刚刚统一，人们的思想观念还很混乱，各种思想流派相互争论，不利于国家的统一和稳定。通过焚书坑儒，秦始皇试图消除那些不利于秦朝统治的思想，统一人们的思想观念，从而加强中央集权。从消极的一面来看，“焚书坑儒” 对中国文化造成了巨大的破坏。大量珍贵的文化典籍被焚毁，许多优秀的思想和文化成果因此失传，这对中国文化的传承和发展产生了深远的负面影响。先秦时期的许多历史文献、学术著作等在这场浩劫中化为灰烬，后人难以全面了解那个时期的文化和思想。同时，坑杀儒生的行为也严重打击了知识分子的积极性，使得文化发展受到了极大的阻碍。许多有识之士对秦朝的统治感到失望和恐惧，纷纷选择隐居或逃亡，这使得文化的创新和发展陷入了停滞。

秦始皇的文化政策，“书同文” 和 “焚书坑儒”，在文化传播、交流与统一等方面既有着不可磨灭的贡献，也带来了巨大的争议。我们应该以客观、全面的态度看待这些政策，既要肯定 “书同文” 对文化发展的积极作用，也要认识到 “焚书坑儒” 对文化的破坏和负面影响。这些历史事件也为我们提供了宝贵的经验教训，让我们明白在文化发展和传承中，应该注重包容和创新，尊重不同的思想和文化，以促进文化的繁荣和发展。

军事成就，巩固帝国版图

秦始皇的军事成就同样震古烁今，他的军事战略和行动不仅巩固了帝国的版图，还对后世的军事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秦朝建立后，北方的匈奴成为了秦朝的一大威胁。匈奴是一个游牧民族，他们生活在北方的草原上，以骑兵为主，机动性强，经常侵扰秦朝的边境地区，掠夺百姓的财物和牲畜，给边境地区的人民带来了极大的痛苦和损失。为了消除匈奴的威胁，秦始皇于公元前 215 年派大将蒙恬率领三十万大军北击匈奴。

蒙恬率领秦军，凭借着先进的武器装备和严明的军事纪律，向匈奴发起了猛烈的进攻。秦军一路势如破竹，迅速突破了匈奴的防线，收复了被匈奴占领的 “河南地”（今河套地区大部）。匈奴人在秦军的强大攻势下，难以抵挡，纷纷向北逃窜。蒙恬乘胜追击，渡过黄河，继续向北推进，攻占了高阙（今内蒙古狼山中部计兰山口）、阳山（今内蒙古乌加河北的狼山、阴山）、北假（今乌加河以南夹山带河地区）等地，将匈奴势力逐出了河套地区。

为了巩固对北方边境的统治，秦始皇在收复的地区设置了四十四个县，并迁徙大量百姓前往戍边。这些百姓在边境地区开垦荒地，发展农业生产，不仅为秦军提供了充足的物资供应，还加强了对边境地区的控制和管理。同时，秦始皇还下令修筑长城，将秦、赵、燕三国原有的长城连接起来，形成了西起临洮（今甘肃岷县），东至辽东（今辽宁境内）的万里长城。长城的修筑，有效地阻挡了匈奴的南下侵扰，成为了秦朝北方边境的一道坚固防线。长城沿线设置了众多的烽火台和关隘，形成了一套完整的军事防御体系。一旦匈奴来袭，烽火台就会燃起烽火，迅速传递军情，秦军可以及时做出反应，进行防御和反击。长城的存在，不仅保障了边境地区的安全，也为秦朝的稳定和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

在统一六国后，秦始皇把目光投向了南方的百越地区。百越地区包括今天的广东、广西、福建、江西、湖南、贵州等地，这里居住着众多的越族部落，他们各自为政，互不统属。百越地区地势复杂，山川纵横，交通不便，但自然资源丰富，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秦始皇深知百越地区的重要性，为了扩大帝国的版图，加强对南方地区的控制，他于公元前 218 年派大将屠睢率领五十万大军南征百越。

秦军兵分五路，向百越地区发起了全面进攻。由于百越地区地形复杂，秦军在进军过程中遇到了重重困难。越族部落熟悉当地的地形，他们利用山地和河流的优势，与秦军展开了激烈的战斗。秦军的粮草运输也受到了很大的阻碍，常常面临着断粮的危险。在一次战斗中，秦军主帅屠睢被杀，秦军遭受了重大挫折，不得不暂时停止进攻。

为了解决粮草运输的问题，秦始皇命令监御史史禄在今广西兴安县境内开凿灵渠。灵渠是一项伟大的水利工程，它沟通了湘水和漓水，连接了长江水系和珠江水系，使得秦军的粮草和军用物资能够源源不断地运往岭南地区。灵渠的开凿，不仅解决了秦军的后勤保障问题，也为后来中原地区与岭南地区的经济文化交流奠定了基础。

公元前 214 年，秦始皇再次派任嚣和赵佗率领秦军进攻百越。这次，秦军吸取了上次的教训，做好了充分的准备。他们在进军过程中，采取了稳扎稳打的策略，逐步推进，每占领一地，就留下一部分军队驻守，并迁徙大量百姓前往定居。这些百姓与当地的越族人民相互融合，促进了民族的交流和团结。在秦军的强大攻势下，越族部落逐渐被征服，岭南地区终于被纳入了秦朝的版图。秦始皇在岭南地区设置了桂林、象郡、南海三郡，加强了对该地区的统治和管理。

秦始皇的南征北战，极大地拓展了秦朝的疆域，使秦朝成为了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之一。他的军事成就不仅巩固了国家的统一和稳定，也促进了各地区之间的经济文化交流和民族融合。他的军事战略和行动，为后世的军事发展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和借鉴，对中国历史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晚年困境与历史争议

秦始皇的晚年，陷入了对长生不老的极度痴迷之中。他多次派遣方士出海寻找仙药，其中最为著名的便是徐福东渡。徐福声称东海中有蓬莱、方丈、瀛洲三座仙山，山上住着神仙，藏有长生不老之药。秦始皇求药心切，先后两次派徐福率领数千童男童女及大量物资出海寻仙。然而，徐福一去不复返，秦始皇的长生梦也随之破灭 。除了徐福，秦始皇还派卢生等方士寻找仙人羡门、高誓，寻求长生之法。这些方士耗费了大量的钱财，却始终未能带回仙药。为了满足自己对长生的渴望，秦始皇甚至亲自参与各种求仙活动。他在咸阳附近修建了大量的宫殿和道观，供奉神仙，举行祭祀仪式。他还自称 “真人”，试图与神仙沟通，获得长生不老的秘诀。

在追求长生不老的同时，秦始皇还大兴土木，修建了规模宏大的阿房宫和骊山陵墓。阿房宫被誉为 “天下第一宫”，其规模之宏大，建筑之奢华，令人叹为观止。据《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先作前殿阿房，东西五百步，南北五十丈，上可以坐万人，下可以建五丈旗。” 骊山陵墓则是秦始皇为自己修建的地下宫殿，历时三十九年才完成，其内部结构复杂，陪葬品丰富。这些工程的修建，耗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给百姓带来了沉重的负担。

随着秦始皇的统治逐渐走向后期，他的性格也变得愈发多疑和残暴。他实行严刑峻法，对百姓进行残酷的压迫和剥削。在他的统治下，百姓们生活困苦，民不聊生，社会矛盾日益尖锐。为了加强思想控制，秦始皇还下令 “焚书坑儒”，这一举措严重破坏了中国古代文化的传承和发展，引起了知识分子的强烈不满和反抗。

公元前 210 年，秦始皇在第五次东巡途中，病逝于沙丘平台（今河北广宗西北），年仅五十岁。他的去世，标志着秦朝的统治开始走向衰落。秦始皇死后，赵高与李斯合谋篡改遗诏，立胡亥为帝，赐死扶苏。胡亥即位后，昏庸无道，继续推行暴政，导致民怨沸腾，各地纷纷爆发农民起义。公元前 207 年，秦朝在农民起义的浪潮中走向灭亡，仅仅存在了十五年。

秦始皇的一生，充满了传奇色彩和争议。他统一六国，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大一统的封建王朝，推行了一系列影响深远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改革，为中国的统一和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他的功绩被后世许多人所称赞，明代思想家李贽称他为 “千古一帝”，认为他 “掀翻一个世界”，建立了不世之功 。然而，他的统治也存在着诸多问题，如暴政、苛捐杂税、焚书坑儒等，给百姓带来了沉重的灾难，也引起了后世的批评和指责。有人认为他是一个暴君，他的行为导致了秦朝的短命而亡。

无论如何，秦始皇作为中国历史上的重要人物，他的影响是深远而持久的。他的政治制度、文化政策、军事成就等，都对中国历史的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他的故事和传说，也成为了中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被后人不断传颂和演绎。我们应该以客观、全面的态度看待秦始皇，既要肯定他的功绩，也要认识到他的不足，从他的历史中汲取经验和教训，为今天的社会发展提供借鉴。

总结：秦始皇的历史坐标

秦始皇嬴政，这位中国历史上的传奇人物，以其非凡的政治智慧、卓越的军事才能和坚定的改革决心，在华夏大地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他统一六国，结束了长达数百年的诸侯割据局面，建立起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大一统的封建王朝，为中国的统一和民族融合奠定了坚实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