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访札记】甘泉的“红色”历史

【寻访札记】甘泉的“红色”历史

甘泉县位于延安南37公里处，总人口7.8万人，县域面积2300平方公里，现存红色革命旧址26处，是典型的人口资源小县，红色资源大县。自寻访革命旧址、保护革命文物、传承革命精神专项活动开展以来，甘泉县人民检察院第二检察部依托丰富的红色革命资源，深入实地走访革命旧址19处，召开座谈会2次，撰写心得体会6篇，发出保护革命旧址的检察建议5件，锤炼干警的党性意志，真正做到了寻访、办案、体悟“三点并举”，现就几点体会感悟如下：

一是甘为人先，勇于斗争的革命精神

甘泉桥镇地处县城西北方向，毗邻甘肃南梁，与志丹县永宁镇接壤，早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初，在刘志丹、习仲勋、谢子长等老一辈革命家领导下，这里已成为陕北红军活动的重要区域。现存陕甘边苏维埃政府、陕甘边特委王家湾、屈沟坪陕甘边区革命军事委员会、桥镇陕甘边苏维埃政府经济部等革命旧址，是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重要组成部分与发源地。

在陕甘边苏维埃政府旧址，干警们认真聆听讲解，不断梳理历史脉络，深刻感受到陕北这片土地蕴含的历史积淀，在交通落后，信息闭塞的三十年代，在中国最为偏僻荒凉的地方播散革命火种，领导群众革命，建立革命政权，为中国革命的发展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早在1935年4月，为了粉碎国民党对陕甘边根据地发动的第二次“围剿”，开辟新的根据地，扩大苏区，陕甘边党政军机关由荔园堡转移到洛河川闫家湾等地，9月下旬又从闫家湾一带迁驻下寺湾、义子沟和贺家湾等村，陕甘边苏维埃政府迁到义子沟。从此，洛河川成为陕甘边革命根据地领导中心、指挥中心和后方保障基地。陕甘边苏维埃政府根据根据地的需要，积极开展各项活动，成立粮食、财政、经济、土地、劳动、肃反等部，并附设放足、禁烟、禁赌委员会，制定并实施土地、财政、粮食、文化教育、知识分子和社会各种组织，颁布各种军政法令。建立革命政权，搞土地革命，建立武装，成立了下寺湾等集市贸易，发展经济，保障供给，发展文化教育事业，改旧私塾为列宁小学，开展扫盲识字等运动，并召开了多次重要会议，迅速扩大了根据地，壮大了红军主力，发展了游击队，为毛泽东领导的中央红军把长征的落脚点放在陕北奠定了基础。

二是愈挫愈勇，矢志不渝的革命意志

在革命遗址探访过程中，周恩来遇险与习仲勋养伤最为让人印象深刻，感受颇深，老一辈革命家矢志不渝的革命精神领人钦佩。1937年4月25日，周恩来同志根据中共中央的决定，离开延安，前往南京等地与国民党谈判。当他和张云逸、孔石泉等乘坐一辆卡车前往西安，途经湫沿山隘口处时，埋伏在东侧山坡上的国民党土匪120余人，突然以密集的火力发起攻击。周恩来临危不惧，立即组织随车警卫战士奋起还击。战斗中，参谋长陈有才和警卫班长陈国桥等壮烈牺牲。设在三十里铺村的红军检查站指战员听到枪声后，立即派出骑兵飞驰湫沿山。经红军指战员共同奋战，周恩来等安全脱险。第二天，周恩来不顾个人安危，肩负党的重托和国家民族的大任，乘坐国民党提供的飞机，前往西安，继续与国民党进行谈判。这次遇险是周恩来一生中最为危险的一次，但老一辈革命家屡经劫难，不改初心，完全不顾个人安危，为民族国家奔走不息。

“陕甘苏区政府闫家湾旧址”位于桥镇乡闫家湾村东北处的半山坡上，东依东山峁，西、南、北均临沟，南北长50米，东西宽约12米，面积为600平方米。该旧址坐东面西，依山开凿有5孔土窑洞（现存4孔）。老一辈革命家习仲勋曾在此养伤达半年之久。1930--1935年期间，刘志丹带领的陕北红军主要活动在远离县城的县域边界地带，与敌人斗智斗勇，敌来我走，敌去我回，反复斗争。在最艰苦的时候革命队伍躲进深山老林几个月，挖野草、饮山泉，习仲勋同志在斗争中不幸受伤。为了继续坚持革命，习仲勋同志在此隐蔽起来，疗伤养病。尽管多次经历敌人围剿扫荡，但老一辈革命者意志愈加坚定，在斗争中不断壮大，在斗争中更加自信，在斗争中干群关系更加密切。

三是服从大局，一心为民的革命情怀

1935年中央红军历经两万五千里长征到达陕北，红军人数从出发时的8万锐减到不足3万人，缺衣少粮，又恰逢严冬，部队过冬成为要解决的首要问题。著名学者金一南在《浴血荣光》一书中写道:“毛泽东内心确实没有把握,他试探性地给徐海东写了一封信,这封信上讲了中央红军的极度困难,向红二十五军借一千大洋。当然,这封借钱信,一方面是中央红军确实需要帮助,另一方面则是一种试探。“徐海东接到毛泽东的信后,没有考虑,立即把供给部部长找来,说不是借,而是给中央红军五千大洋。同时复信说,红二十五军完全服从中央红军的领导。毛泽东等中央领导拿到五千大洋和徐海东的信后,一块儿落泪……”

徐海东大将写于1965年的自传《生平自述》则是这么回忆的:“我对毛主席是真诚地拥护和热爱的。当杨至诚同志拿着毛主席批的条子,要二千五百块钱时,我把供给部长找来,问他还有多少钱,他说全部七千元。我说留下二千,其他五千元全部送交中央。当时我认为,一个共产党员,应该无条件的服务中央。毛泽东、徐海东同志在革命最艰难的时期始终不忘初心，为取得革命胜利，为谋求全国解放，为谋求国家独立，坚守为民信念，坚守革命纪律，为中国革命的最终胜利书写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在甘泉县道镇红一军团与红十五军团会师地遗址，干警们听着红军会师的历史，真正体会到共产党人那种顾全大局，服从大局的革命情怀，纷纷表示在今后的工作中要向老一辈革命家学习，把讲政治、顾大局作为开展好本职工作的一项基本原则践行好。

四是严明法纪，执法如山的革命品质

从桥镇陕甘边区政府闫家湾旧址到下寺湾毛泽东旧居，从劳山战役旧址到雪地讲话遗址，一路走来，大家都在探讨和思考，共产党人在当年如此艰苦的斗争环境中，为什么能一步步壮大起来，靠的是什么？老一辈革命家用实际行动为我们提供了答案，一靠信仰，二靠纪律。28年的革命斗争是信仰最好的注解，1937年10月发生在延安的“黄克功案件”则是共产党人严明法纪的典型案例。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的重要讲话中强调指出：我曾经引用过英国哲学家培根的一段话。他说：“一次不公正的审判，其恶果甚至超过十次犯罪。因为犯罪虽是无视法律——好比污染了水流，而不公正的审判则毁坏法律——好比污染了水源。”“天下之事，不难于立法，而难于法之必行。”如果有了法律而不实施、束之高阁，或者实施不力、做表面文章，那制定再多法律也无济于事。

黄克功时年26岁，任抗日军政大学第六队队长。被害女子刘茜，时年16岁，山西省定襄县人，先后在“抗大”和陕北公学学习，与黄克功相识相恋。不久，刘茜发现自己与黄克功在经历、性格、情趣等方面的差异都太大，就表示中断恋爱关系。然而，黄克功却纠缠不休，并于1937年10月5日傍晚在延河岸边用勃朗宁手枪威逼刘茜公开宣布结婚，遭到拒绝以后竟残忍枪杀刘茜。此案震惊陕甘宁边区，影响波及全中国。对于黄克功究竟怎样处理呢？敌、我、友各方人士和老百姓都在拭目以待。

毛泽东既百感交集，又深谋远虑。他认为，共产党必须功过分明，赏罚严明，功不抵罪，罪不否功。毛泽东在给雷经天的信中写道：“你的及黄克功的信均收阅。黄克功过去斗争历史是光荣的，今天处以极刑，我及党中央的同志都是为之惋惜的。但他犯了不容赦免的大罪，以一个共产党员、红军干部而有如此卑鄙的，残忍的，失掉党的立场的，失掉革命立场的，失掉人的立场的行为，如为赦免，便无以教育党，无以教育革命者，并无以教育做一个普通的人。因此中央与军委便不得不根据他的罪恶行为，根据党与红军的纪律，处他以极刑。1937年10月11日，陕甘宁边区高等法院在陕北公学大操场召开公审大会，判处逼婚杀人案凶犯黄克功死刑并立即押往刑场执行枪决。

学习了黄克功典型案例后，干警们更加深刻认识到法行官正则国治，法弛官邪则国乱。”必须不仅在口头上而且在行动上真正做到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

来源：甘泉县人民检察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