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探绥远抗战-十四年新抗战史观下之中国主动出击的第一次胜仗

1936年的绥远抗战，是1931年九一八事变乃至1933年长城抗战的延续。

日本关东军的侵华战略从九一八开始，而此时关东军乃至日本军部的主流意见，是所谓“经营满蒙”的战略。九一八事变的直接策划者、有“日本第一兵家”之称的石原莞尔，就鼓吹长期经营满蒙，维系起“满蒙生命线”，在中国东北和蒙古地区再造一个日本，在拥有了持久战的后勤与整体战的战略纵深之后，最终能与日本的敌人美国决战。所以，九一八事变并非孤立事件，占领中国东北（满洲），“经营满蒙”的计划实现了一半，而另一半，则是蒙古和中国的塞北四省：热河、察哈尔、绥远和宁夏。

1933年长城抗战失利，热河省率先沦陷。

热河东北军一骑兵团团长李守信率部投日后，成为日军蚕食塞北的先锋。当年端午节，李守信进犯热河邻近的察哈尔，次日占领察哈尔重镇多伦，建立了察东特别自治区，由李守信任行政长官，悬挂日本国旗。1935年12月，李守信占领了张家口等8县市以及著名的察哈尔部八旗，察哈尔省也告失守。

日军的下一个目标，必定是绥远省。绥远在内蒙古西部，北接外蒙古，南界晋、陕两省，东邻察哈尔，西接宁夏、甘肃。控制了绥远，就构成了对华北、西北的包围态势，就获得侵入华北、西北的理想通道。正如著名记者范长江1937年在《塞上行》一书中所言：“从东北经察绥，西至宁夏新甘，造成封锁中国，隔绝中俄的阵线，是某（日）方最近一二年来努力的目标。”

国民政府意图主动出击

1936年5月，关东军秘密策动蒙奸苏尼特右旗的德王，在察、绥两地成立了“蒙古军政府”和伪蒙军。德王在苏尼特旗的王府举行“蒙古军总司令部”成立仪式上，声称“誓愿继承成吉思汗伟大精神，收复蒙古固有疆土，完成民族复兴大业”。日本关东军参谋长西尾寿造到会祝贺，并称“日蒙携手，亲密合作”。

为了侵占绥远，日关东军的《对内蒙措施要领》规定了从政治上对绥远省的傅作义进行收买的政策；如果收买难以实现时，就抓住有利时机，把他（傅作义）打倒，驱逐到山西省内。期间，关东军参谋长板垣征四郎、参谋田中隆吉、天津驻屯军司令官多田骏、北平特务机关长松室孝良、太原特务机关长和知鹰二等人纷纷窜到归绥(今呼和浩特市)，对傅作义威胁利诱，进行策反，声称傅若不与日本“携手合作”，日本则支持德王以“武力解决”。这一切都遭到了傅作义的拒绝。于是，在“蒙古军政府”成立后，关东军同德王商定，武力进攻绥远省。

此时的伪蒙军总兵力达10000余人。李守信兼任第一军军长，德王兼任第二军军长。关东军又指使土匪头子王英组成伪“西北蒙汉防共自治军”（后称“大汉义军”），以商都为根据地，兵力在6000人以上。

此时的蒋介石本认为绥远的防务并非当务之急，一方面因为绥远易守难攻，另一方面，他判断日军西侵的目标是夺取外蒙古，对付苏联。如此，苏联必将采取行动巩固与外蒙古的关系，这会加速日苏之间直接作战的可能。不出其所料，1936年3月29日，苏联与外蒙古签订互助条约，蒋认为形势发展在其估算之中，他在日记中写道：“俄蒙协议宣布之日，实即倭俄战局完成之时。”一旦日苏开战，中国将从中得利。

但不料，日苏之战迟迟没有动静，反而是华北地区的西北军宋哲元、韩复榘等在日军的威胁下，与民国中央渐行渐远。蒋介石担心华北诸省有脱离中央的危险，对绥远的部署也转为强硬。到了1936年10月，关东军与伪蒙军要在绥远展开军事行动的迹象已很明显，蒋介石想先发制人，“应做随时准备迎战，并转入主动地位。”他命令陈诚负责山西、绥远的防务，陈诚立即与阎锡山协商共同组建30万人的部队，一旦日军来犯，定予还击，并相机收复张家口、商都、百灵庙等地。

10月21日，蒋介石致电阎锡山，命令阎先发制人，采取主动，切不可“徘徊不定”，必须“于一星期内出击……再迟恐反被攻击”。蒋介石要先发制人，是想在关东军增援之前，一举击溃伪蒙军，使日军来不及调兵，不但可以阻止关东军侵略绥远的企图，而且冬季即将来临，可以为绥远赢得半年的和平。同一天，汤恩伯的中央军第四、七十二、八十九师以及高桂滋的八十四师向绥远转进，陈诚建议，

图注：绥远省主席、第三十五军军长傅作义（左）和晋绥军骑兵司令赵承绶，此二人是绥远抗战的核心人物

由汤恩伯部化装成晋绥军袭击张家口，由傅作义部攻取商都。到了10月30日，蒋介石决定先进攻百灵庙。百灵庙是马兰察布盟草原上著名的寺庙，也是绥远北部的政治、经济和佛教活动中心，更是通往甘肃、新疆以及外蒙古的交通要道，向来是兵家必争之地。如果说绥远是连接中国东北、西北的津梁，而“东西策应的根据地就是百灵庙”。

面对中央统帅部主动出击的决心，绥远省主席傅作义态度积极，但阎锡山却有所保留。阎认为不该主动攻击伪蒙军，恐怕会激怒日本，而给日本人军事介入的借口。就在蒋介石与阎锡山正争论是否先发制人的时候，伪蒙军却开始进攻了！

红格尔图遭遇战

原来在11月5日，关东军参谋田中隆吉（时任关东军驻化德特务机关长），直接召集德王、李守信、王英等布置攻绥计划。决定兵分三路：以王英的“大汉义军”为主力，从商都出发，进攻红格尔图和土城子。然后李守信和德王部从百灵庙和兴和同时出动，会同王英部一举攻占归绥市，再分兵进占绥南及河套地区。田中隆吉吹嘘说：“‘九一八’事变时，东北军一打就跑，而绥远军更是不中用的，可能一吓就跑。”

红格尔图属绥远陶林县，为千余人口的小镇，西距县城80公里，东距敌伪盘踞的商都30公里，为绥、察交界之要冲，是绥东北的门户，是商都通往百灵庙的必经之地。驻守这里的是傅作义部骑兵第一师彭毓斌部的3个连。

11月15日早晨6点，田中隆吉亲自指挥，伪蒙军向红格尔图发起全面攻击，上午10时，7架敌机投下50多枚150磅炸弹，沿着阵地轮番轰炸红格尔图，在东北方向用山炮猛烈轰击，掩护步骑混合的伪蒙军从东南北三面进攻，但敌人的多次冲锋都被我军击退。黄昏的时候，敌人又三面进攻，仍被击退。傅部守军骑兵经一日激战，先后打退日伪军7次进攻，日伪军伤亡甚重，被迫停止攻击。晚上，骑兵第一师张培勋团长率领两个骑兵连赶来增援，从距敌400米之间穿插而过，由于敌人麻痹大意让这支增援部队顺利进入红格尔图。部队饱餐之后，立即进入阵地，为我军的大规模反攻争取了宝贵时间。

图注：绥远抗战中由于日本关东军的空军不断空袭，集宁县防空司令部告示民众如何“跑警报”

傅作义11月15日到达前线指挥。傅分析各方面的情况后认为：首战应击破红格尔图当面之敌。遂采取“守点以抑留敌人，集中主力进攻”的作战方针，向来犯敌人主动出击，先击一路，各个击破。11月16日上午，傅作义命令骑兵第一师师长彭毓斌率骑兵4个团，步兵第二一八旅旅长董其武率步兵2个团及炮兵1个营，于17日夜间发起袭击。此时，敌王英部在前线约三四千人，其一部围攻红格尔图，余部分布于土城子等处。18日凌晨，晋绥军发起全线攻击，战至上午7时，土城子大部被攻占，红格尔图东、南、北三面之敌向北方逃窜。8时半，骑兵第一师师部进入红格尔图。此役击毙伪军500余人，俘20余人，连同前3天的保卫战，共毙伪军1000余人。

红格尔图战役从13日开始到18日结束，共激战7昼夜，以我军大获全胜而告终。傅作义先生1937年讲到这次战斗时说：“敌人当时有五千至七千人，而我军只有三百余人，与之相较，整差十几倍。同时敌方有飞机大炮助战，而我军只有来复枪。苟在当时，如以利害计较，如顾到物质条件，那我们决不能胜，红格尔图亦决不能守，但是结果胜利反属于我，为此战争最有价值之战争也。”

抗战首次完胜：百灵庙大捷

红格尔图保卫战是一场遭遇战。既然伪蒙军先动手，傅作义在硝烟未散之际，建议立刻奇袭百灵庙。此时阎锡山也不反对，但对于攻击的力度和范围还有犹豫，遂报请蒋介石裁决。蒋介石态度明确，立即指示：“应即令傅主席向百灵庙占领，对商都亦可相机进取。”他还叮嘱：“对外交绝无顾虑，不必犹豫。”

百灵庙此时名义上是国民政府的“蒙政会”所在地，实际上日本人和德王把它经营成西侵绥远的后方基地。守军有伪第七师（骑兵）约1800人、德王直属骑兵1000余人，另有专任指导的日本军官四五十人，总计约为3000人。同时还囤积了大批的粮秣和装备，“存在庙上的子弹有100万发以上，白面约二三万袋”。

图注：红格尔图战役中，快速行军的晋绥军部队

针对百灵庙四周环山、山外为平坦草地、35公里内无村落、易守难攻的地形特点，晋绥军制定了隐蔽接敌、正面攻击与迂回包抄相结合、速战速决、准备阻击援敌等指导要领，“以强袭之准备作奇袭之行为”，对百灵庙发起进攻。

11月24日凌晨1时，进攻百灵庙的战斗全面展开。日本特务机关长盛岛角芳指挥作战，以炽烈火力阻止晋绥军前进。战至4时，攻击部队深入各敌阵地，战斗呈胶着状态。上午7时天即放明，若无进展，敌飞机助战，援兵亦至，则对晋绥军非常不利。此时前敌总指挥孙长胜、孙兰峰到第一线指挥作战，并拨给尖刀连9辆装甲汽车，每班乘1辆，由东南山口鱼贯向庙内冲击。经过反复搏斗，终于突破敌阵，突入庙内，激战后将敌歼灭大半。

盛岛角芳先率部逃跑，日本顾问烟草谷与伪蒙军第七师师长穆克登宝也分乘汽车狼狈逃窜。至上午9时30分，晋绥军收复了百灵庙。百灵庙一役，毙伤伪军七八百人，俘虏300余人，缴获迫击炮3门、重机枪5挺、步枪400余支、电台3架，还缴获了弹药一批、面粉2万袋和大量汽油。晋绥军伤亡官兵300余人。

在百灵庙战役中，用装甲汽车向敌方阵地发动冲击，是战役胜利的关键。1932年，傅作义在长城抗战中认识到日军装甲部队的威力，随即决心建立自己的类似部队。晋绥军把部队中的汽车集中起来，组成汽车队，而且将其中一部分加了装甲，变成了装甲汽车。这种装甲车，是在普通卡车上面加一个金属罩，上面安装机枪。在战斗中能挡枪弹弹片。

伪蒙军在百灵庙惨败后，逃到大庙的盛岛角芳不甘心失败，又和伪军副司令雷中田率日伪军4000余人，乘汽车100多辆，于12月2日晚向百灵庙反攻。傅作义命令孙兰峰率全旅前往坚守。

当哨兵报告夜幕下距百灵庙2公里处发现大片“羊群”时，孙兰峰判定是敌人利用夜间前来偷袭，当即命令部队进入阵地，一面集中炮火向伪装成羊群的敌人迎头痛击，一面组织奋勇队，反穿皮袄，也装成“羊群”，绕到敌后进行夹击。从黎明至9时，战斗3个小时，敌人惨败，毙伪蒙军500余人，俘200余人。“大汉义军”副司令雷中田当时盛传被击毙，其实临阵逃脱。直到1950年才被我人民政府处决。

伪蒙军反攻百灵庙失败后，伪蒙军内部、伪蒙军和日本顾问之间产生了矛盾，关系恶化。战败的伪蒙军旅长金宪章、石玉山感到叛国附敌毫无出路，遂派人与傅作义接洽反正事宜。当百灵庙守军与敌反攻部队激战时，晋绥军骑兵第二师在乌兰花与王英部激战，12月8日，石玉山部1个旅在阵地反正。9日凌晨，金宪章也率部反正，将日本顾问小滨大佐以下日本军官27名悉数杀死，同时向伪蒙军第七师穆克登宝突袭，将其大部歼灭。12月9日上午，晋绥军进占大庙。此时，伪蒙军呈土崩瓦解之势，伪旅长安华亭率领2个团、伪团长王子修率1个团于12月18日宣布反正。19日，伪军吕存义部闻安、王反正，也率部投诚。王英带着残兵逃回张家口，被日军全部缴械。至此，“大汉义军”彻底覆灭。

绥远抗战催生西安事变

图注：绥远战役中晋绥军的机枪手

拿下百灵庙后，蒋介石主张傅作义乘胜进攻商都和张家口，收复察哈尔省失地。但阎锡山有异议，认为不可操之过急。军事委员会办公厅主任徐永昌也认为对日作战准备尚未完成，此刻“切忌贪功与浮躁。”但蒋介石倒是一心要战，11月25日更派陈诚到太原当面说服阎锡山。陈诚在太原与晋绥军高级将领多次协商辩论，仍无法说服阎锡山。蒋介石在当时的日记中写道：“（阎）怕牺牲，不愿意进攻商都，只想人危己安，嫁祸宋哲元，而又借战争之名，来索取大宗款项六百万元，其心究何若？”

百灵庙大捷之后，由于没有能够乘胜追击商都和张家口，收复察哈尔失地，所以在军事上的意义不大。但在政治上和国内舆论上，百灵庙大捷的影响非常大。

九一八事变后，中国对日先后有过淞沪、长城抗战，每次战后无一不是以签订认输条约而告终。而绥远抗战获得了既收复了失地、又没有签订任何条约的完胜。日本关东军原以为晋绥军不中用，一吓唬就跑，就像德王认为的那样，“只要由日本人作顾问，以王英部打前锋，利用汉人打汉人……蒙古军督后，作为第二线支援”就可取胜。事实与日军的愿望相反：近万名伪军和几十名日本顾问被歼灭，“大汉义军”彻底覆灭。此后日本撤销了阿拉善地区的特务机关，关东军也不再轻信伪蒙军了。

绥远抗战取得圆满胜利，就军事角度而言，最主要的原因是战役指导正确。它一扫3年前长城抗战中分兵把口、处处设防、被动挨打的消极防御方针，采取了主动出击、集中兵力各个击破的作战方针。机动兵力，把打击目标首先指向对我威胁最大、敌主力所在之红格尔图，而后再及其他。由于集中兵力各个击破，使晋绥军每战均居于优势。傅作义在战后总结说：“以绥省现有之兵力，若分路迎击，必致兵力分散，处处薄弱，重蹈过去长城抗战各不相及之辙，难期成果；必须集结优势，先击一路，再及其他，期能各个击破。”

绥远抗战的胜利激发了全国人民空前的抗战热忱。毛泽东主席也给绥远抗战的胜利高度评价：“四万万人闻之，神为之旺，气为之壮。”绥远抗战初期，清华、燕京大学代表团在文学院院长梅贻琦、著名教授朱自清的率领下，前往绥远慰问；明确表示：“以前为内战牺牲之士兵亦不在少数，然后方民众从未慰问过，因为那是无价值的内战；这次则是为民族生存而战，为民族争人格而战，所以我们前来慰问。”清华、燕京等校学生还发起一个“万件皮衣”运动，为绥远抗日将士募捐、缝制寒衣。在上海，各界联合发起了“以一日所得援绥”的募捐活动。一位东北军官遗孀，捐出家里资财数十万以作援绥抗战款。到12月底，各地汇至绥远的捐款300万元以上，相当于绥远平时一年的军费。

绥远地区虽然战火纷飞，但仍有许多文化团体及文艺界知名人士如吕骥、张瑞芳、陈波儿等前来慰问和宣传。上海明星电影制片厂派人到绥远拍摄百灵庙抗战的纪录片，专门采访了突袭百灵庙的英雄孙兰峰旅长。纪录片放映以后，这位瘸着一条腿的少将旅长，成为了当时民众的英雄偶像。

傅作义在百灵庙的胜利，使得当时正在陕北剿共的东北军深受刺激，纷纷要求开赴绥远抗战。而蒋介石拒绝张、杨援绥之请，也是触发华清池兵谏最直接的原因之一。正如1946年12月12日周恩来在延安举行的西安事变纪念会上所指出：“唯独蒋介石先生别具心肠，硬要在日寇进攻绥东之际，拒绝东北军请缨抗日，强迫张学良、杨虎城两将军继续进行内战。但他这种倒行逆施，不仅未能达到目的，反而激起了西安事变……”

来源：文史天地 作者:张云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