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通鉴长脑子106：关羽败走麦城，自己性格缺陷占一半

读通鉴长脑子106：关羽败走麦城，自己性格缺陷占一半

历史是职场、是生活、是人情世故；

史书是刻录着生存智慧超越时空的战略智库，

记录着人们在面对政治、经济、社会等诸多方面的问题时，所展现出的智慧和策略；

解读这些凝结着血泪的经验晶体，能让我们站在巨人的肩膀上，更好地应对生活中的种种挑战。

在三国历史的星空中，关羽的陨落犹如一颗璀璨流星划过天际，其光芒之盛与其消逝之速同样令人震撼。

建安二十四年（219年）的襄樊之战，这场看似由关羽发动的北伐战役，实则是蜀汉政权结构性矛盾的集中爆发。

当我们拨开《三国演义》的艺术化迷雾，借助陈寿《三国志》、裴松之注等原始史料，辅以吕思勉、田余庆等史学大家的精辟论述，便会发现这场历史悲剧背后交织着个人性格、战略决策与地缘政治的复杂纠葛。

关羽之死不仅是个体命运的终章，更是蜀汉政权战略困局的具象化呈现。

战略困局：刘备的人事布局之失

建安十九年（214年）刘备入蜀时的决策，已然埋下了荆州危机的种子。

田余庆在《秦汉魏晋史探微》中指出："刘备留关羽督荆州，实为权宜之计而非长远之策。"

这种判断源于对当时形势的深刻洞察：诸葛亮虽为战略总设计师，但其与东吴的特殊关系（兄长诸葛瑾仕吴）使其难以在荆州这个敏感地带发挥最大效能。而刘备选择"以亲疏定留守"的决策逻辑，暴露了其政治格局的局限性。

对比刘邦对韩信的任用，更能凸显刘备的决策失误。

汉高祖敢于将三十万大军交付非嫡系的韩信，源于其对战略层级的清晰认知。

而刘备在入蜀时带走赵云、张飞等核心将领，仅留关羽独镇荆州，这种"强枝弱干"的布局直接导致荆州军政体系的失衡。

王夫之在《读通鉴论》中尖锐批评："以云长之矜傲，当吴、魏之交，而责之以和吴伐魏，此先主之失计也。"

人事布局的失衡直接导致战略执行的偏差。

诸葛亮"跨有荆益"的战略构想需要荆州守将同时具备外交智慧与军事才能，而关羽的性格特质显然难以满足这种复合型要求。

这种人事与战略的错位，为后来的危机埋下伏笔。

性格悲剧：关羽的傲慢与偏执

关羽的性格缺陷在《三国志》中已有清晰记载："羽善待卒伍而骄于士大夫"。

这种矛盾性格在荆州特殊的地缘环境中被无限放大。建安二十年（215年）的湘水对峙，关羽单刀赴会的壮举背后，实则是其外交策略的彻底失败。

裴松之注引《吴书》记载："肃邀羽相见，各驻兵马百步上，但诸将军单刀俱会。"这种充满戏剧性的会面，折射出关羽处理吴蜀关系的简单粗暴。

对诸葛亮的微妙敌意，更是暴露了关羽的政治短视。

建安十三年（208年）诸葛亮促成孙刘联盟时，关羽正率水军万人游弋夏口。

这种战略贡献度的差异，在《诸葛亮传》"亮时年二十七，乃建奇策，身使孙权，求援吴会"的记载中表露无遗。关羽对诸葛亮战略地位的嫉妒，导致其在荆州刻意淡化联盟的重要性。

在处理与东吴关系时，关羽展现出惊人的政治幼稚。

当孙权遣使为子求婚，关羽"骂辱其使，不许婚"的举动，彻底堵死了外交回旋的余地。这种情绪化的应对方式，与鲁肃"帝王之起，皆有驱除，羽不足忌"的清醒认知形成鲜明对比。

联盟裂变：孙吴战略的嬗变

鲁肃时代的联盟策略建立在"共抗曹贼"的现实需求之上。

建安十五年（210年）的"借荆州"实质是战略缓冲区的创设，鲁肃曾向孙权进言："帝王之资，虽云借之，实为共守。"这种智慧在关羽治下逐渐消解。

吕思勉在《三国史话》中分析："鲁肃在世时尚能维系表面和平，及其殁后，吕蒙辈务实派抬头，联盟基础遂告瓦解。"

孙权战略转向有着深刻的经济动因。

建安二十四年关羽北伐时"水淹七军"的辉煌胜利，反而成为东吴的催命符。汉水战船可直抵樊城，意味着关羽水军随时可能顺流而下威胁建业。

这种地缘威胁迫使孙权放弃"全据长江"的幻想，选择"向合肥方向虚张声势"（据《吴主传》裴注引《江表传》），实则密谋袭取荆州。

曹操集团的战略操盘加速了联盟的破裂。

司马懿、蒋济"联吴击羽"的建议，精准把握了三角关系的脆弱性。

当孙权"笺与曹公，乞以讨羽自效"时（《三国志·吴主传》），三国外交的天平彻底倾斜。

这种局面的形成，正是关羽长期破坏联盟政策的必然结果。

历史合力的终局

建安二十四年的荆州攻防战，本质是多方势力博弈的最终摊牌。

关羽"围樊城、困襄阳"的军事冒险，恰逢"孙权称藩"的政治契机。曹操采纳桓阶"示弱诱敌"之策，故意泄露孙权密信，成功激化孙刘矛盾。

这种精妙的政治算计，暴露了关羽集团情报工作的重大缺陷。

江陵失守的军事过程，印证了吕蒙"攻心为上"的战略预见。

当吴军"白衣渡江"时，关羽前线部队因将士家眷在江陵而瞬间瓦解。这种崩溃不仅源于吕蒙的谋略，更是关羽长期忽视军民关系的恶果。

据《三国志·吕蒙传》载："蒙入据城，尽得羽及将士家属，皆抚慰之。"这与关羽"善待卒伍"的表象形成讽刺性对照。

关羽败亡的连锁反应远超战场范畴。

章武二年（222年）的夷陵之战，表面是刘备为关羽复仇，实则是荆州丧失后的战略困兽之斗。

诸葛亮在《出师表》中"天下三分，益州疲弊"的慨叹，正是这场失败的战略余波。蜀汉从此被锁死在崇山峻岭之中，再无问鼎中原的可能。

站在历史的长河中回望，关羽之死犹如一具解剖标本，清晰呈现了个人性格与历史进程的复杂互动。

刘备的用人失察、关羽的性格缺陷、孙权的战略转向、曹操的政治操盘，这些因素在特定时空的共振，共同奏响了荆州沦陷的悲歌。

田余庆先生所言"关羽的失败是必然中的偶然"，恰是对这段历史最精当的注解。

当我们超越简单的忠奸评判，便会发现：历史洪流中的每个参与者都在演绎着自己的必然，而关羽的悲剧，正是这种历史合力的终极呈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