楚“宣王”即“庄宣王”考

时间：2026-01-07 03: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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楚“宣王”即“庄宣王”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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楚国有两个庄王。一位是春秋时期的熊旅（前613年—前591年在位）；一位是战国时期的熊良夫（前370年―前340年在位）。熊旅，单字谥“庄”。熊良夫，双字谥“庄宣”。

本篇将为您揭示一段最为隐秘的楚国历史。让你初步了解嬭（芈）姓之“庄氏、悼氏、黄氏”的来历。

《韩非子》：“楚庄王之弟春申君，有爱妾曰余，春申君之正妻子曰甲”。（《奸劫弑臣》）

《史记》：“春申君者，楚人也，名歇，姓黄氏。游学博闻，事楚顷襄王。”（《春申君列传》）

韩非子约生于公元前280年，去世于公元前233年；黄歇生年不详，去世于公元前238年。二人为同时之人，韩氏死于歇后，按说其言足信。

钱穆先生考证认为，“此庄王即顷襄王”。（《先秦诸子系年》）

如果春申君是顷襄王的弟弟，自然即是楚王子。按楚惠王封君制“王子封君”，黄歇封君是必然的事。既如此，那春申君的身份必是芈姓酓氏，而不应该是黄氏。显然作为黄氏已经参与了分族命氏。也就是说黄歇的身份是公族，而不是王族，他绝不是顷襄王的弟弟。

一般认为封君有三种情况：一是因功得封；一是因宠得封；一是家族世袭。据我研究，自楚惠王创立封君制以来，直至战国结束，楚国封君不存在滥封的问题，既不存在因功而封，也不存在因宠而封的现象，并且执行的一直非常严格。顷襄王就是个对封君很“吝啬”的人，他的儿子襄城君始封后，几乎高兴地要疯。（刘向《说苑·善说篇》）

那问题来了，莫非韩非子记错了？答案是：没有，绝对没有。韩非子与史事的发生时间如此之近，事关如此之大，怎么会记错呢。既如此，那肯定是后人理解有误，考证错了。

楚宣王

《韩非子》“楚庄王之弟春申君”，此春申君并不是黄歇，而是指某代春申君，是黄歇的先辈。此楚庄王，也不是公元前613年～公元前591年在位的那位“饮马黄河、问鼎中原”的熊旅，因为那时楚国还没有施行封君制，又何来春申君，因此这个“楚庄王”只能是惠王之后至考烈王之前的某代楚王，我们暂时把他定义为“楚庄王2”，而把熊旅定义为“楚庄王1”。

钱穆先生的考证方向是对的，但他太相信东汉人高诱了。在其文《楚顷襄王又称庄王考》中，他认为“《楚策》‘庄辛谓楚襄王’。高诱注《荀子》作‘庄辛谓楚庄王。’其证一也。”但在《荀子》篇中除了“楚庄王好细腰（按《墨子·兼爱》篇中作‘楚灵王好士细腰’）”、“楚庄王与申公巫臣（屈巫）对话”外，我们看不到楚顷襄王的影子，很明显《荀子》篇中的楚庄王就是“楚庄王1”（熊旅），而不是“楚庄王2”，高诱的注释肯定不对。

他第二个证据是“楚庄王欲伐越”，认为“垂沙之败在怀王时，鄢郢之举在襄王时，庄蹻为盗，据《韩非》书在庄王时。然怀、襄之间别无庄王，则庄王即襄王之证二也”。对于《韩非子·喻老》里的这段话历来有不同的观点，为了弄清这个问题，摘录如下：

楚庄王欲伐越，杜子谏曰：“王之伐越，何也？”曰：“政乱兵弱。”庄子曰：“臣患智之如目也，能见百步之外而不能自见其睫。王之兵自败于秦、晋，丧地数百里，此兵之弱也。庄蹻为盗于境内而吏不能禁，此政之乱也。王之弱乱，非越之下也，而欲伐越，此智之如目也。”王乃止。故知之难，不在见人，在自见。故曰：“自见之谓明”。

这段话大意是劝楚王要审时度势，要有自知之明，其与《老子》的“知人之智，自知者明”，有同工之妙。前文已经讲过，越国在楚怀王时被两次征伐，已于公元前306年被楚所灭，怎么到楚襄王时又要灭越呢？久思之下，当我把“庄子曰”之后的两个“越”字，改为“赵”字之后，一切就彻底解决了。但我不认为这是韩非子的错误，而是后人抄录或印刷刻模的失误。

庄子，即庄辛。这是庄辛在拿“楚庄王2”时的形势，与楚顷襄王失郢后的形势作类比，劝谏楚顷襄王不要伐赵，“王之兵自败于秦、晋，丧地数百里，此兵之弱也”。这句话非常好理解，楚失郢后，南丧地于秦，北丧地于晋（魏、韩），达数百里。

“庄蹻为盗于境内而吏不能禁，此政之乱也”，看了《韩非子》的这句话，我忽然明悟，“为盗之庄蹻”与司马迁所言“抗秦入滇之庄蹻”并非一人。这又是一个将历史人名混淆的故事。我们循时间自前往后看：

①《荀子·议兵》“故齐之田单，楚之庄蹻，秦之卫鞅，燕之缪虮，是皆世俗所谓善用兵者也，是其巧拙强弱，则未有以相君也。若其道一也，未及和齐也；掎契司诈，权谋倾覆，未免盗兵也”。

②又“楚人鲛革犀兕以为甲，鞈坚如金石；宛钜铁矛，惨如蜂虿，轻利僄遫，卒如飘风；然而兵殆于垂沙，唐蔑死。庄蹻起，楚分而为三四，是岂无坚甲利兵也哉！其所以统之者非其道故也。”

③《商君书·弱民》：“秦师至，鄢、郢举，若振槁；唐蔑死于垂涉，庄蹻发于内，楚分为五。地非不大也，民非不众也，甲兵财用非不多也；战不胜，守不固，此无法之所生也，释权衡而操轻重者。”

④《吕氏春秋·介立》：“庄蹻之暴郢也。”

“垂沙之战”发生于公元前301年，时楚怀王二十八年。庄蹻为盗在怀王时期，即垂沙之战之后。以上四条信息，抛开所有的文字，单看“庄蹻”，无一例外地都把庄蹻作为“盗”。再来看太史公所记：

⑤《史记·西南夷列传》：“始楚威王时，使将军庄蹻将兵循江上，略巴、黔中以西”。“蹻至滇池，方三百里，旁平地，肥饶数千里，以兵威定属楚。欲归报，会秦击夺楚巴、黔中郡，道塞不通，因还，以其众王滇，变服，从其俗，以长之。”

⑥【索隐述赞】：“西南外徼，庄蹻首通。”

⑦《汉书·西南夷两粤朝鲜传》：“始楚威王时，使将军庄蹻将兵循江上，略巴、黔中以西。蹻至滇池……。”文同《史记》，未更一字。

以上所言，为公元前279年事，时值楚顷襄王时。《史记·西南夷列传》和《汉书·西南夷两粤朝鲜传》皆误作楚威王在位时期，这个错误是明显的，这已被史家所公认，“楚威王”应更正为“楚襄王”。

然而，庄蹻在怀王时为盗暴郢，至襄王时又为抗秦将军，岂不矛盾吗？这个问题至今仍有学者在争论，其实这个困惑早被范晔解决了。

《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初，楚顷襄王时，遣将庄豪从沅水伐夜郎，军至且兰，椓船于岸而步战。既灭夜郎，因留王滇池”。又“滇王者，庄蹻之后也。”

因此，荀子、商君、吕氏所记是正确的；太史公、班固所载是错误的。为盗者庄蹻，抗秦入滇者庄豪。至于豪是否为蹻之子，我看未必。按楚律父反必殃及子孙，又岂能让他掌控军权？

回到前文“庄蹻为盗于境内而吏不能禁”，即是说发生于楚怀王时期的庄蹻暴乱，到楚顷襄王时仍然没有被镇压，“吏不能禁”即是现状。

“王之弱乱，非越之下也”，应更正为“王之弱乱，非赵之下也”，楚国既弱又乱，士兵和政局不稳。“非赵之下也”，应该是反问楚王，是在赵国之下吗？“而欲伐越”，应改为“而欲伐赵”。“王乃止”，楚顷襄王打消了伐赵的念头。此事件应在楚救燕之前，大约发生于公元前273年。是年，魏连年被秦征伐，折兵失地，苦不堪言，无奈转而亲赵。彼时赵将廉颇势头正盛，在赵的支持下，组成两国联军，对韩发起了攻击。韩向秦求救，秦昭王派白起与客卿胡阳率军往救，大败魏军于华阳之下，斩首十五万；又败赵将贾偃，沉其卒二万人于河中（黄河）。

楚在失郢（公元前278年）之后，迁都于陈。因陈郢靠近韩国，走的是亲秦和亲韩的路线，估计当时韩亦向楚求救，楚顷襄王欲伐赵，实际是救韩，依当时楚国的势力，赵尚在魏、齐的北面，不可能越过魏、齐而伐赵。接下来的形势变化，让楚顷襄王又惊又怕，秦接着又围攻大梁，“是示天下要（腰）断山东之脊也（《战国策·魏策四》）”，各国震动，魏献南阳求和。之后秦欲伐楚，黄歇上书，楚质太子于秦，秦楚修好。公元前272年，秦与韩、魏等伐燕，楚顷襄王不得不假意配合，此即前文讲的景阳对燕“明伐暗救”。

钱穆先生的后三条证据，皆以误及误，在此不再赘述。

楚顷襄王时，“兵之弱、政之乱”。“楚庄王2”时，亦“政乱兵弱”，国情相似。哪这位“楚庄王2”到底是哪位楚王呢？我认为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思考：

一、“楚庄王欲伐越，杜子谏曰”。杜子肯定是“楚庄王2”的重要谋臣，找到杜子是谁这问题就好办了，但这个事无异于大海捞针。战国时期有张仪、苏秦、景鲤等游说之人，因此这位杜子也不一定就是楚人。《秦始皇本纪》：“于是六国之士，有宁越、徐尚、苏秦、杜赫之属为之谋”。因此，我首先想到的人是杜赫。《呂氏春秋》：“杜赫以安天下說周昭文君”，高誘曰：“杜赫，周人也”。又《战国策》：“杜赫欲重景翠于周”，若此事属实的话，据景翠约出生于公元前345年前后，去世于公元前287年，杜赫当为宣王、威王、怀王时人。

二、自楚惠王施行封君，到怀王时灭越，第一代春申君所对应的“楚庄王2”，我们可以把他界定在楚“柬王、声王、悼王、肃王、宣王、威王”之内。

三、按谥法，楚王谥号屡见于传世文献和考古文物的有单字谥和双字谥，没有三字谥以上的，更没有双谥（复谥）。这也是楚顷襄王不可能是“楚庄王2”的最直接原因。那么，在以上六位楚王之内，已知有双字谥的是柬大王、声桓王、悼折王（见《楚居》）。肃王也是双字谥，谥号“恭肃王”。余下的是有宣王、威王二人。

四、韩非子所载“楚庄王欲伐越”，实际是“楚宣王欲伐越”。此杜子谏之人，我怀疑就是杜赫，惜无证据。

杜子所言“政乱兵弱”，是符合楚宣王即位后的形势的。楚悼王去世后，发生了“吴起被杀事件”。肃王即位后，大举杀戮涉事宗亲权贵，高达七十余家，一度造成人心惶恐，政权空虚，国家无力，外国势力乘机伐楚。公元前377年（肃王四年）蜀伐楚，公元前375年魏攻楚。自春秋以来，一直与楚交好的郑被韩所灭，后来楚连鲁阳都丢失了，三晋的势力逼近楚国方城北。内忧外困，楚肃王早早地去世了（依上计算来看，大约活了30岁左右），为宣王留下了一个烂摊子。公元前369年楚宣王即位，雄心勃勃的熊良夫想征伐越国，被杜子谏止。

《韩非子·喻老》讲的就是这个故事，庄辛劝谏楚顷襄王，让顷襄王向楚宣王学习，要有自知之明，不要冒然伐赵。（按：为了不让大家读迷糊了，在此再简介一下。杜子劝谏楚庄王毋伐越，庄辛劝谏楚顷襄王毋伐赵，这是不同时期的两件事。是庄辛借楚庄王之事，来例证赵国不弱于越国，以此达到劝谏的目的。）

然而在这里需要特别强调的是，《韩非子》一书中很多故事是由一些子故事缀合而成，这篇《喻老》亦不例外。在“楚庄王（实宣王）欲伐越”之前，还有一个“楚庄王”。我把原文简化摘录如下：

①楚庄王既胜，狩于河雍，归而赏孙叔敖。……孙叔敖之谓也。

②楚庄王莅政三年，无令发，无政为也。右司马御座而与王隐曰：“有鸟止南方之阜，三年不翅，不飞不鸣，嘿然无声，此为何名？”王曰：“三年不翅，将以长羽翼；不飞不鸣，将以观民则。虽无飞，飞必冲天；虽无鸣，鸣必惊人。子释之，不谷知之矣。”处半年，乃自听政。所废者十，所起者九，诛大臣五，举处士六，而邦大治。举兵诛齐，败之徐州，胜晋于河雍，合诸侯于宋，遂霸天下。庄王不为小害善，故有大名；不蚤见示，故有大功。故曰：“大器晚成，大音希声。”

很明显，以上两条的“楚庄王”与“欲伐越的楚庄王”不是一人，这位才是传世文献上的“楚庄王”，出土文献作“臧王”。由于《韩非子》将两位不同的楚王用了同一个“谥号”，加之后人对《喻老》一文的断句错误，造成了极大的混乱，历来都纠缠不清。

还有一点，春秋时楚庄（臧）王的雄心是“饮马黄河，问鼎中原”，其战略中心不在东方，而在北方。楚东方的吴、越，那时经常勾心斗角，相与争雄，熊旅也没有闲工夫管他们的事，所以楚庄（臧）王并无伐越的心思。后来吴、楚到是发生了攻伐。直到春秋末期，公元前473年越灭吴，越国的胆子才大了起来，遂北上争霸，后来还联合齐国攻打楚国。楚怀王十五年（公元前314年），令尹昭阳率兵迎击越军，杀死越王无疆。公元前311年，悼滑出使越国。五年后，即公元前306年，越终被楚灭。

因此，楚庄（臧）王和楚宣王，都没有伐越，唯有宣王一时动过伐越的念想，但被杜子谏止了。

五、《史记》中的记载也自相矛盾。《滑稽列传》：“楚庄王时，有优孟语王曰：齐、赵陪位于前，韩、魏翼卫其后。”楚庄王为春秋时人，那时晋尚未三分，何来赵、韩、魏？只有战国时期的“楚庄王2”符合此例。因此，此庄王即宣王。

六、那怎么解释两个楚庄王呢？

庄王，就是臧王。“臧”，通“庄”。

金文“臧”字

《包山楚简》“庄”字

在楚景平王之前的楚先王都是单字谥，没有双字谥的惯例。自景平王始，到楚国结束，除了昭王、威王、幽王之外，几乎全是双字谥。因此，我断定熊旅是单字谥，不会是双字谥。

在传世文献用字中，《左传》《荀子》《吕氏春秋》《韩诗外传》《新序》，均用“庄”字；《史记》也用“庄”字（《滑稽列传》里自相矛盾）。然而，在出土文献用字上，如《楚居》《包山楚简》，则皆用“臧”字。造成错讹的原因，首先排除史家的笔下之误，不可能这么多人都弄错了，我分析可能与《谥法》有关。从现在流传的《谥法》里，我们找不到“臧”字。楚国的谥法是否自成一套体系呢？秦皇焚书，楚文字尽失，我们已无从查起，但这事也怪不得赵政。其前早有左丘明、荀子、韩非子等人，彼时相近，事体重大，他们也不应会弄错。所以，我认为当时在周“谥法”里没有“臧”字，而楚“臧”字又与周“莊（庄）”字“字形相似、义相近”，这些严肃而又较真的史家，就把“庄”字硬写进了他们的竹书里去了。

《楚居》“臧王”，今人仍释作“庄王”。

通过以上论证，“楚庄王2”与“楚宣王”为同一个人，即熊良夫。其去世后，用“庄”和“宣”双字为谥。参照楚景平王之后以谥号首字“景”为氏的先例，楚国无宣氏，而有庄氏，因此“庄”字应该在前，故楚“宣王”谥号全称应是“庄宣王”。

按照传统惯例，对于双字谥如“楚景平王”，传世文献在表述时用“楚平王”；“楚顷襄王”用“楚襄王”，因此我们就不难理解，对“楚庄宣王”用“楚宣王”。分族命氏时，若以谥为氏，则用第一个字（尚未发现用第二个字的），如“景平”用首字“景”，“悼折”用首字“悼”，而“庄宣”则用首字“庄”。

感谢韩非子，只有他的记载让我找到了正确的方向。在迷蒙中我们才明白，《奸劫弑臣第十四》中的“楚庄王之弟春申君”，此“楚庄王”是指“楚庄宣王”；《有度第六》中的“荆庄王并国二十六，开地三千里；庄王之氓社稷也，而荆以亡”，此“荆庄王”也是指“楚庄宣王”；《外储说右上第三十四》中的“荆庄王有茅门之法”，此“荆庄王”疑为“楚庄宣王”。

另外，在《吕氏春秋·至忠》篇中还出现了一个“荆庄哀王”，那么这位楚王指的是谁呢？既然《吕氏春秋》中的“荆庄王”指的是“楚庄（臧）王”，那么“荆庄哀王”当另有所指，起初我认为即楚庄宣王，“哀”为“宣”字之误，但事实并非如此。

《至忠》：“荆庄哀王猎于云梦，射随兕，中之。申公子培劫王而夺之。王曰：‘何其暴而不敬也？’命吏诛之。左右大夫皆进谏曰：‘子培，贤者也，又为王百倍之臣，此必有故，愿察之也。’不出三月，子培疾而死。荆兴师，战于两棠，大胜晋，归而赏有功者。申公子培之弟进请赏于吏曰：‘人之有功也于军旅，臣兄之有功也于车下。’王曰：‘何谓也？’对曰：‘臣之兄犯暴不敬之名，触死亡之罪于王之侧，其愚心将以忠于君王之身，而持千岁之寿也。臣之兄尝读故记曰：‘杀随兕者，不出三月。’是以臣之兄惊惧而争之，故伏其罪而死。’王令人发平府而视之，于故记果有，乃厚赏之。”

无独有偶，在汉刘向《说苑·立节》中还有个类似的故事：“楚庄王猎于云梦，射科雉得之，申公子倍攻而夺之，王将杀之，大夫谏曰：‘子倍自好也，争王雉必有说，王姑察之。’不出三月，子倍病而死。邲之战，楚大胜晋，归而赏功，申公子倍之弟请赏于王曰：‘人之有功也，赏于车下。’王曰：‘奚谓也？’对曰：‘臣之兄读故记曰：射科雉者不出三月必死，臣之兄争而得之，故夭死也。’王命发乎府而视之，于记果有焉，乃厚赏之。”

显而易见，在这则《说苑·立节》中，刘向把楚王“射随兕”，改成了“射科雉”；把“荆兴师，战于两棠，大胜晋”，改做“邲之战，楚大胜晋”；最根本的是他把“荆庄哀王”，改为“楚庄王”。唯一不变的人物是“申公子培”。如果把“申公子培”的身份，以及“两棠之战”和“邲之战”，它们到底是一场战事？还是两场战事？厘清了，这个问题也就解决了。

申公子培不见于其他典籍，从《左传·哀公四年》申公寿余之后，未再见其他申公出现，也就是说申公子培极有可能是春秋时期的人物，而非战国时期的。事实上申公子培的身份，同样需要依赖于对“两棠之战”和“邲之战”的解读。

无需赘言，孙人和先生、李零先生、李天虹教授、吴良宝先生等人，已经通过大量的考证，为我们解决了这一难题。关于邲和两棠的关系，孙人和先生早年作过详细考证，认为“两棠即邲也。”李零先生最早明确指出，竹书所记两棠之战即邲之战。

李天虹教授在其《竹书〈郑子家丧〉所涉历史事件综析》”一文中，以竹书记载为纲，参照传世文献，对相关历史事件做了综合条理和分析，对“郑子家丧”，郑、晋、楚关系，以及“两棠之役”进行了系统性概括：“竹书《郑子家丧》提到的数起事件——郑子家杀其君郑灵公；楚庄王兴师围郑三月、楚郑结盟、子良出质，楚师未归、晋救郑、晋楚战于两棠、楚大败晋；子家死后被郑人不以礼葬等，都见诸传世文献，都是史实。”

吴良宝先生在其《战国楚简“河澭”、“两棠”新考》中指出，“两棠（堂）”即“狼湯渠”的意见是正确的。上古音两、狼均在来母、阳部，棠、湯均在陽部，透、定均为舌头音，音近可通。《汉志》的狼湯渠，北大藏秦简中作“阆簜渠”，地名用字虽不同，都是战国及秦汉时期的“两棠”。（《系年》所记）晋、楚河澭之战就是《春秋》中的邲之战，也就是上博简所记的“战于两棠”。”《左传》中的邲指的就是《吕氏春秋》等书中的两棠（狼湯渠）。

总之，《吕氏春秋·至忠》与《上博竹书〈郑子家丧〉》记楚与晋战于两棠，《左传》和《说苑·立节》则记战于邲，以及《系年》所记晋、楚河澭之战，皆实为一场战事。

《春秋左传·宣公十二年》：“楚子围郑。夏六月乙卯，晋荀林父帅师及楚子战于邲，晋师败绩。”邲之战发生于公元前597年，楚国围攻郑国，晋国派荀林父率三军救郑，双方战于邲地(今河南荥阳市东北)。此战楚军利用晋军内部分歧不断，将帅不和，缺乏统一指挥的弱点，适时出击，战胜对手，从而一洗城濮之战中失败的耻辱，在中原争霸斗争中暂时占了上风。楚庄王也由于此役的胜利而一举奠定了“春秋五霸”的地位。

《吕氏春秋·至忠》篇中的“荆庄哀王”，实际是“楚庄（臧）王”。春秋时期的楚国诸王均不用双字谥，结合熊旅的一生，谥“哀”难符，且目前出土的楚文字中皆没有发现其用双字谥的，《吕氏春秋》当为书误。此亦证明，申公子培为春秋楚庄（臧）王时人。

《韩非子》：“楚庄王之弟春申君”。这句话没毛病。此楚庄王，即庄宣王。此春申君，是第一代春申君，黄歇的前辈。在庄宣王没任楚王之前，他们都是楚王子，是亲兄弟。

钱穆先生“楚庄王即顷襄王”的考证不实。

自古以来，“楚庄王、宣王”之称早已深入人心。但作为学术研究，不可不明，不可不察。

春秋以降，千载悠悠。至此，“楚庄王、宣王、顷襄王之惑”可以休矣。传世文献的楚庄王，就是出土文献的楚臧王。传世文献的楚宣王，就是楚庄宣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