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战风云系列（4）：到前线去——动员、运兵与行军

时间：2026-03-04 19: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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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战风云系列（4）：到前线去——动员、运兵与行军

1914年6月18日，奥匈帝国王储斐迪南大公夫妇在萨拉热窝被塞尔维亚民族主义分子加夫里诺·普林西普（Gavrilo Princip）刺杀身亡，奥匈帝国以此向塞尔维亚宣战，由此，欧洲两大对立的军事集团——协约国与同盟国——互相宣战，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

斐迪南大公遇刺

欧洲的政治家心中对于即将来临的战争充满不幸的预感，然而宣战却在交战各国的首都普遍受到热情的欢迎。群众涌上街头，喧嚷，庆祝，高唱爱国歌曲。驻圣彼得堡的法国大使莫里斯·帕莱奥洛格挤进冬宫广场（Winter Palace Square），发现“庞大的人群带着旗帜、横幅、圣象和沙皇的肖像聚集在那里。当沙皇出现在阳台上，整个人群立刻跪倒在地，唱起国歌。对这数以千计跪倒在地的人来说，沙皇就是上帝指定的统治者，人民的军事、政治和宗教领袖，他们身心的绝对主人。”这一天是8月2日。在8月1日，类似的人群也曾聚集在德国巴伐利亚王国首都慕尼黑的奥登广场（Odeonsplatz)，倾听宣布动员的消息。阿道夫希特勒说：“我曾因为那一时刻的热情而陶醉，并且……无力地跪倒在地上，全心全意地感谢上天恩允我生活在这样的时代中。我对承认这一切并不感到羞愧。”在柏林，德皇出现在皇宫的阳台上，身着原野灰制服，对喧嚣的人群发表演说：“对德国生死攸关的时刻已经来临。嫉妒的人到处逼迫我们诉诸正义的防卫。我们被迫持剑在手……现在，我命令你们到教堂去，跪倒在上帝面前，祈祷他帮助我们勇敢的军队。”在柏林大教堂，德皇的牧师引导进行了一次巨大规模的圣会，朗诵《诗篇》第130篇，而在奥拉宁大街（Oranienstrasse）的犹太会堂，拉比主持了对胜利的祈祷。

俄国士兵接受检阅

8月5日在伦敦有同样的景象。而在巴黎，动员的部队离开城市向巴黎东站和巴黎北站进军，引来了巨大的人群。“早上6点”，一位步兵军官报告：

没有任何征兆，火车喘着气缓缓驶出车站，此刻，非常自然地，就像闷烧的火苗忽然升腾为翱翔的火焰，数以千计的人群齐声唱起《马赛曲》，汇合成为震耳欲聋的呼声。所有人都在车窗的边上站着，挥舞他们的平顶军帽。人们从轨道上、码头上和临近的火车上挥手致意……人群聚集在每一个车站，每一个关卡的后面，以及路边的每一个窗口旁。到处都可以听见“法兰西万岁！军队万岁！”的呼声，人们到处挥舞手帕和帽子。女人们向我们的车队送出飞吻，在车上堆满鲜花。小伙子则大喊：“再会！后会有期！”

对这些呼喊的小伙子中的大部分人来说，用不了多久，他们也将受到召唤。还没被征召的预备役军人已经在打点自己的事情；在大多数军队里，规定报道日的前一天是“自由日”，用来向家人和雇主道别。研究法国史的著名历史学家理查德科布（Richard Cobb）写道：“可以听到完全陌生的人用奇异的方式对人讲话，就像巴黎人根本变成了从爱丽丝（的仙境）里面出来的人物一样：打牌，唱‘星期之歌’，或者按照一种新的历法计算日子。

1914年8月前往前线的法军

一位德国预备役的候补军官更平实地描述了这一过程是如何把个人聚集在一起的。他安特卫普出差，文件指示他必须，

在动员的第二天向最近的野战炮兵团报到……我在8月3日到达不莱梅，我的家人都要急疯了。他们以为比利时人已经把我抓起来枪毙了……在8月4日，我作为一名预备役军人向军队报到，被告知现在隶属于第18预备野战炮兵团，这个团建立于汉堡附近的贝伦菲尔德（Behrenfeld）。我们集合的建筑不允许亲属靠近。我抓住一次机会把消息告诉一个小男孩，这样我的家里人就知道了……亲属也不能到站台上，只有红十字会的人给我们送雪茄、香烟和糖果。在兵车上，我很高兴见到了在赛艇和网球俱乐部都认识的老朋友……在8月6日，我发了一套原野灰的制服，我以前还从没穿过。颜色是灰绿色的，钉着暗色的纽扣，头盔上包着灰色的布，这样它的装饰在太阳底下就不会闪光了，而马靴是棕色的，非常沉重……所有的士兵和大部分军官都是预备军人，但指挥的军官是常备军里的……大多数军士是常备军。马匹也是预备役的。马的主人——运动员、商人和农民——必须定期把马登记，这样军队就总是知道马匹在哪里。

1914年8月，德军近卫先锋营离开柏林

和动员的士兵一样，在8月第一个星期里，成千上万的马匹在欧洲各处集合。甚至规模非常小的英国军队也召集了16.5万匹马，用于充当骑兵的坐骑、牵引火炮以及作为军团的运输工具。奥地利的军队动员了60万匹，德国71.5万匹，而拥有24个骑兵师的俄国动员了超过100万匹马。1914年的军队仍然保持了拿破仑式的对于马匹的依赖；参谋官按照1:3计算马和人之间的比例关系。第12勃兰登堡掷弹兵团的预备役军官瓦尔特·布勒姆在斯图加特进行动员的时候，给他的两匹马准备的行李和给他自己准备的一样多：“我的皮箱，我棕色的行军背包，还有两箱子马具……贴上了特别的红色标签。‘战争行李。紧急。’”他把行李通过火车提前发往法国边境的梅斯（Metz）。

德国设计的马拉机动炮塔

火车满载着1914年开赴战场的所有人的记忆。德国总参谋部的铁路部门规划了动员期间1.1万列火车的运行，8月2日到18日之间，仅仅莱茵河上的霍亨索伦大桥就有不少于2150列54节的列车驶过。法国主要的铁路公司，北方铁路公司（Nord）、东方铁路了公司（Est）、西方铁路公司（Ouset）、PLM、POM，从1912年5月开始就计划为动员集中7000列火车。其中许多已经被转移到战争开始前部队登车的中心。

从默伦（Melun）来到巴黎的旅客讲述的东西非同寻常，是关于空置不动的列车的，这些列车没有发动机，而且常常来源混杂，来自不同公司的车厢被连在一起，客车与有守卫的货车混杂在一块儿，其中许多在侧面用粉笔做了记号……在从塞纳马恩省（Seine-et-Marne）的中心到靠近里昂火车站的铁路侧道上停满一路。去巴黎北站的旅客记下的东西同样令人惊奇，数百辆列车静悄悄地停靠在克雷（Creil）附近的铁路侧线上，没有发动，死气沉沉。

这些列车被闲置的时间并不长。用不了多久，它们就会装载着成千上万的年轻人上路，以每小时10或20英里的速度抵达紧挨着边境的卸载地点，而且行程经常伴随着漫长、不加解释的等待。经过长期的准备，许多前线的车站是沉睡的乡村小站，站台有四分之三英里长，与和平时期的涓涓细流般来往的人流很不相称。这些旅程的影像是1914年8月最初的两个星期传递给我们的所有影像中最为强烈的：车厢侧面潦草的粉笔字迹——“到巴黎去郊游”“去往柏林”——年轻人的热切面孔在崭新的卡其色、原野灰色、蓝灰色、橄榄绿色、深蓝色的制服开领上方挤满了窗户。

一战时的运兵军列

这些面孔在收获季节的阳光里兴高采烈，带着微笑，举起双手，手牵着手沿着街道走向目的地，男人走在队伍的最外侧。开赴战场的德国人步枪枪口上缠满鲜花，或者把鲜花挂在他们紧身上衣的第一个扣子上；法国军队挤作一团。挤过人头涌涌的街道，被巨大的背包压得弯下了腰。8月第一个星期里巴黎的一张照片捕捉了这样的景象，一名中士在自己的小队前倒退着行进，而士兵们身体前倾，他仿佛管弦乐队的指挥一样指挥他们在鹅卵石地面上的步伐节奏，他们努力尽快启程，回应军队的召唤。仿佛有一支无形的乐队正在演奏“桑布尔河和默兹河”或是“出征曲”。俄国军队在团圣象前阅兵，接受神甫的祝福；奥地利军队则大声宣誓效忠于弗朗茨约瑟夫，他是摇摇欲坠的多民族帝国团结的象征。在所有国家，动员都引发剧变，把公民社会转变为军队国家。英国军队一如既往，已经为战争做好了一切准备；一旦征召了预备役人员，就做好了部署的准备。“我们发现军营里住满了后备军人，其中许多还穿着平民的服装，而每辆火车都使更多的人聚集在这里。”科尔切斯特（Colchester）第1来复枪旅的乐手H.V.索耶（H.V.Sawyer）如是写道：“给他们提供制服、靴子和装备进行得很快，但有些情况不难么容易。我尤其记得有一个人呢，他一定有18英石重……离开好工作和舒服的家，重新穿上粗糙的制服和沉重的靴子，这对后背兵来说是件难事。”

一战时的英军

军乐队的肖（Shaw）把平时用的工具打包，通过铁路送回家。“原来我根本用不着费那种劲儿。但我不知道我是这辈子最后一次把那件可爱的、深绿色的、检阅时穿的紧身短上衣包裹起来。”在巴黎第11轻骑兵团的爱德华斯皮尔斯（Edward Spears）中尉是从英国军队中交换到法军的，他换上了卡其布的制服，“‘你看起来真的好笑，看起来像是一只满身灰尘的金丝雀’，法国军政部最昏暗入口处的女看门人这样评论我。这令人沮丧，但人们已经习惯了，长期以来法国人认为穿着硬领衬衫、打着领带参加战争体现了一种轻浮的态度，这与严重的情势很不协调。”作为布尔战争的结果，英国已经决定开始服装方面的革命，而法国人却无法做到这一点。尽管进行了很多试验和争论，但它在1914年战时的服饰很像1870年的，几乎就像拿破仑时代的。重骑兵戴着黄铜头盔，装饰着马鬃制成的帽饰，轻骑兵穿着带有挂剑圈的短上衣和猩红色的裤子；一些重骑兵还穿着沉重的胸甲，从滑铁卢那时起就未曾改变过。非洲军的轻骑兵穿着蓝色紧身衣，阿尔及利亚骑兵（Spahis）披着红色的斗篷，轻步兵（Zouaves）穿着臃肿的红色短裤和土耳其背心。因为人数众多，最显眼的还是法国本土的军队。他们身着长长的、里外都是蓝色的厚外套，双腿被包裹在紫红色的裤子里，裤腿收进齐小腿的靴子。所有这些都是沉重的羊毛制品；这些重量令人窒息的古董军服将被证明是1914年秋天烈日之下的战争中一项额外的折磨。

一战中的枪骑兵

奥地利骑兵穿着和法国人一样陈旧的制服参战；只有步兵换上了灰色的军服。俄国人令人意外地摩登。他们的军服是一种宽大的橄榄绿色套衫，这是仿照运动员的紧身衣制作的；但仍有充满异国情调的例外，尤其是轻骑兵戴的俄国羊皮帽。只有德国像英国一样发生了彻底的改变。德国军队的制服是原野灰色的。然而，出于对传统的尊重，每个兵种都装备了用于阅兵的迷彩服。轻骑兵穿的是双排扣的长矛紧身衣，轻骑兵则穿着带有挂剑圈的原野灰色军服，而胸甲骑兵、龙骑兵和步兵则保留了他们锥形尖顶的头盔，用原野灰色的套子进行伪装。几乎所有的军队都用颜色不同的臂章、穗带和饰带区分不同的团；奥地利人一丝不苟地区分渐变的十种红色，包括茜草红、樱桃红、玫瑰红、深紫红、胭脂红、龙虾红、猩红和酒红；至于臂章，则包括了6绿色和3种黄色。弗朗茨·约瑟夫的匈牙利团的裤子上带着有穗带的花结，而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步兵穿戴红色的土耳其毡帽和穿着巴尔干人的宽大裤子。英国人，瓦尔特·布勒姆上尉第一次见到时描述他们“穿着灰棕色的高尔夫球装”，除了苏格兰低地人和高地人，英国士兵统一穿着卡其布的制服。苏格兰士兵保留了格子呢裙、毛皮袋和短裙。

俄国哥萨克骑兵

无论如何穿着，所有军队中的步兵都因为沉重的装备而备受折磨：一支来复枪有10磅重、刺刀、挖战壕的工具，装有100发或者更多子弹的弹药袋、水瓶、装着备用袜子和衬衫的包裹、装着应急干粮和急救药物的背袋；这些是常用的装备。英国人在获得了布尔战争中穿越南非草原的经验后，采用了“科学的”斯莱德-华莱士帆布背带，以便使重量尽可能平衡地分布在身体各部分；即使如此，仍然是肩膀和腰部倍感劳累。德国人依靠皮革制品，把没有经过糅制的生皮制成的硬背包盖在大衣的下面，因此既防水又隐蔽。法国人把所有东西堆成金字塔状的“战场背囊”，最上面放着每个人的行军锅；在那个8月晚些时候的法国前线，这些行军锅反射的光使隆美尔（Rommel）中尉得以从高高的谷仓上辨认法国士兵，向他们射击。俄国人把携带的大衣和其他所有的东西，卷成大香肠的形状，肩扛手抬。不论是用什么样的方法，没有任何步兵的行军负重少于60磅；而且还必须穿着坚硬、笨重、钉着靴钉的靴子，拖着沉重的脚步一英里一英里地走完每天预期的20英里路。英国人、法国人、德国人的“骰子桶”（dice-box）、半筒靴（brodequins）布吕歇尔靴（Blucers），一直让人遭罪，直到它被磨破，露出脚的轮廓。

一战德军士兵的装备

1914年8月，对于部署开始行军的骑兵和步兵来说，在集结地点下火车之后，，马蹄和人的脚都与火车一样重要。对于德国人来说，下火车预示着向西、向南行军的日子，在那些日子里，士兵的双脚流出鲜血，战马磨破了蹄铁。松了的钉子会发出警告的叮当声，告诫这名骑兵如果希望第二天跟上队伍的话，必须找到一个钉马蹄铁的铁匠；而同样的声音对于一个驾驭炮车的老兵来说，就意味着他那6匹拉车的牲口可能走不下去了。在1914年，一个步兵师里面有5000匹马，而在一个骑兵师里会有更多。如果想按时走完预想的20英里的话，所有这些马都必须钉好蹄铁，保持健康。步兵喂养马匹；得到侦察报告后，一旦遇到敌人，他们便使用轻武器在火炮掩护下开火。在行军过程中，一个步兵师要挤满14英里的道路，而马匹的耐力对于步兵在行军竞赛中抢占先机非常重要。马匹要拉着野战厨房，以便在行军中提供食物，正如它们还要拉着炮兵旅的弹药车。

马拉野战厨房

行军竞赛从三个方向展开。法国人是从1870年边境后面的火车卸载地色当（Sedan）、蒙梅迪（Montmedy）、图尔（Toul）、南希（Nancy）和贝尔福（Belford）向东北方向前进。英国远征军8月14日在布伦（Boulogne）登陆，它的前进方向则是向着东南方的勒卡托（Le Cateau），恰是沿着比利时边境南面前进。这些都是距离较短的行军。对德国人而言，计划中的新军非常漫长，先是向西，然后转向南，向着沙隆（Chalons）、埃佩尔奈（Eperney）、贡比涅（Compeigne）、阿布维尔（Abbeville）和巴黎前进。冯·克卢克将军在右翼的第1集团军面临着一场从卸载地点亚琛（Aachen)到法国首都的200英里远的行军。然而，对于德国军队而言，在到达巴黎之前，列日(Liege)、那幕尔（Namur）以及其他比利时河流上的要塞使穿越比利时进入法国变得困难重重。比利时国土狭小，却不成比例的富庶，它把从很早开始的工业革命和殖民刚果获得的财富大量投入要塞的建设中，以便保护自己的中立地位。位于列日和那慕尔的要塞是为了守卫默兹河而建，是整个欧洲最为现代化的。它们在1888-1892年间，根据亨利·布里亚蒙特将军的设计建造，可以抵御那时存在的最强大的火炮攻击，即210毫米口径的火炮。每座要塞都由独立的防御工事构成，这些工事排列成周长25英里的环状，与城市本身保持足够的距离，以免城市遭到攻击，并可以彼此提供火力保护。在列日，整个工程的12座堡垒中分布着400门6英寸或更小口径的火炮，每座堡垒都有钢筋混凝土和装甲板的保护。4万人的防守部队提供了炮手，以及在面临入侵危险时的“间隙部队”，后者负责在堡垒之间挖掘战壕并牵制试图从堡垒空隙处潜入的敌军步兵。